科研切忌厚“大”薄“小” 蒲慕明教授通过亲身经历谈“大”与“小”的利弊

　　    文/本报记者任荃张咏晴

　　    一边是少则几亿、动辄几十亿的巨额资金“不假思索”地流向一个又一个“大科学”计划；另一边则是一批因科学家兴趣使然的“小科学”步履维艰。如此鲜明的对比，难道仅仅是“大科学”之风“西学东渐”的结果吗？

　　    中科院上海生命科学研究院神经科学研究所所长、美国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教授蒲慕明，在英国《自然》周刊于今天出版的第二本中文增刊《中国之声Ⅱ》上撰文指出：在习惯以“自上而下”的方式进行

科研规划和运行的中国，这种厚“大”薄“小”的“流行趋势”如果一味被放大，它将成为贻害民族科学命运的危险倾向。

　　    “大”与“小”的区分

　　    科学研究怎样区分“大”与“小”？除了经费投入、参与人数等规模上的差别，蒲慕明将项目来源作为一个重要标准。前者大多由政府组织而成，后者则因个别科学家自发而生。就这一点看来，蒲慕明认为，在中国，“大科学”的运作类似于计划经济，而“小科学”更像市场经济。

　　    追根溯源，“大科学”的出现最早是因为某些项目需要大量资源和众多科研人员参与，并在良好的协调管理下才能得以完成。1971年，美国尼克松政府提出“抗癌战争”计划，宣称要在1976年战胜癌症。然而，30多年后的今天，癌症仍是严重威胁人类生命的顽症。在这期间，癌症研究的确有了相当可观的进展，但它们主要应归功于一些个别科研人员所推动的“小科学”研究。

　　    “小科学”的价值

　　    有人说，“小科学”的时代已经一去不复返。对此，蒲慕明却不以为然。他对30多年前自己与科研的第一次接触依然记忆犹新。那是一个几百人参与的“大科学”项目，没有人告诉他计划的细节，唯有对整体概况的模糊认识。后来，他离开了那个宏大项目，在一个“可以和导师并肩作战”的小实验室找到了自己对科学的热忱与动力。

　　    借助这段亲身经历，蒲慕明试图让人们感知“小科学”的魅力与价值。在生命科学领域，无论是DNA双螺旋结构的解析，还是致癌基因的发现，无一例外地是由“小科学”研究所完成。更重要的是，“小科学”的运作方式使得科学家之间，以及学生和导师之间的交流更有效。它更有利于激发创造性思路，开展创新性实验，培养学生对科学的好奇心，教给他们以研究的风格与品位。

　　    “大科学”的危险

　　    正如英国剑桥分子生物学实验室创始人马克斯·佩鲁茨所说：“科学上的创新是不能够组织的，从上而下的指引将抹杀创新。”蒲慕明援引这位科学大师的至理名言，对正在中国兴起的“大科学”热潮“泼”了瓢冷水：“在日益加剧的国际竞争中，也许是民族自尊心驱使了‘大科学’项目的仓促上马。但大项目本身有风险，必须有细致的规划，并正确评估在特定领域内是否有足够训练有素的研究人员。”

　　    与此同时，在资源有限的情况下，大计划所吸取的大量资源将造成小型研究计划资源的严重萎缩。为此，蒲慕明给大家算了笔账：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委目前的年预算额约为20亿元，其中1/5投向生命科学；而一项拟订中的巨型项目可能获得上百亿元的资助，即使这一投入延盖15年，每年的投资力度也将大于基金委对整个生命科学领域的投资。

　　    更令人痛心的是，一些科学家认为，既然政府愿意投资，大把的研究经费不拿白不拿。而这也许就是为什么国外科学家对中国研究机构目前拥有的最新仪器印象深刻，但很少对这些仪器的有效使用表示赞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