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际先驱导报：执政能力的经济学评判(1)

　　国际先驱导报：执政能力的经济学评判(2)

　　提高执政能力是中国共产党最近提出的一个重大课题。

　　经济学讲比较优势，提高执政能力离不开弄清政府的比较优势。否则，我们说执政能力可能就会不得要领。比如，一方面在不着边际地宣传政府行为，另一方面又过多地批评

政府不恰当行为，却较少关注政府节约市场发育和运行费用的行为；过多批评政府不该在哪里行为，却很少赞扬某一政府的合理准确行为，说明政府应该在哪里行为。

　　我们不能想象，如果没有中国政府恰当精准的行为所减少的成本以及避免的代价，全靠市场的单打独斗，中国何以发展到今天。

　　1991年度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科斯说过，市场协调并不是在社会任何方面都是效率最高、成本最小的。比如城市交通，当发生堵车时，假如通过市场交易来决定先行权，其成本可能无穷大，而且我们也无法想像现场所有的驾驶员在堵车时进行先行权交易的情景；相反地，各车听由红绿灯安排，其交通成本显然相对较低。

　　红绿灯恰恰是政府协调的一种表现。政府与市场一样，本身也是一种制度安排，即通过维持市场秩序和规则来帮助市场协调人和人的关系，也在市场协调成本过高的地方独立协调人与人的关系。

　　本报将陆续推出系列文章，主要通过经济学的视角观察、讲述我国各地政府的创新行为，探讨政府的比较优势，为读者呈现一份理性的力量

　　政府VS市场：比较优势在哪里

　　【作者】高小勇

　　国际先驱导报文章　中国教育电视台台长康宁博士邀我牵头做“创新政府”的电视专题片，每周记录和分析我国各地政府制度创新的故事。创新也不是为创新而创新，什么事情都受成本约束，讲述创新故事意在观察政府是如何提高执政能力的。

　　什么是政府，什么是执政能力？或者，根据什么来判断执政能力高低？让我们还是试着从浙江台州政府的一件故事梳理起吧。

　　台州政府与斯密式市场

　　浙江的经济成长是有全国口碑的，不少人将它归功于那里有斯密式的市场。但是这种看法多少忽略了那里政府精准协调的作用。

　　几年前带领中央电视台“三角洲观察”采访组在台州遇见北京大学的周其仁教授。席间，他讲起浙江台州成立股份制的民营信用社。这些信用社“遇到困难时，当地政府就宣布，它在这家信用社拥有百分之几十的股份”。周其仁教授以此来说明当地政府对民营经济的着力支持。估计有人会由此想到腐败，也不排除或许有官员由此获得好处。但仅仅是看到这些可能，未免肤浅。

　　在民间信用社存款的人，没有去国有银行的多。经济学的答案是信用社比国有银行价格高、贵。价高，需求就小。但是世界上许多事物的价高价低却并不是那么显而易见的。比如民营信用社为存款所付的利息并不比国有银行低。利息是资金的价格，利息比国有银行高，民营信用社意味着为存款服务的价格比国有银行还低。

　　所以，问题在于价格高低有时是无法根据公开的商品或服务价格来判断的。决定价格高低的因素时常是隐蔽着的因素决定的，即约束条件。不清楚约束条件是不可以谈价格的，也不可以谈价格高低的。比如，“信用”这个约束条件就是造成国有银行与民营信用社之间的不同价格、并最终导致不同的存款需求的解释。

　　大家都知道，几十年来国有银行无论经营如何，本金利息都是国家兜底的。它们的重要资本是国家信用。而民间信用社则不然。因为国有银行有这样的信用，消费者无须操心金融资产的安全；而没有这种信用的民营信用社却需要消费者自己为存款操更多的心。操心就是交易费用。存在交易费用的民间信用社价格显然比国有银行高。价高则需求小。事实上，民营信用社通常为存款支付较国有银行高的利息，可以看成是信用社为消费者支付的信息费用。由于信用社有着比国有银行高的交易费用，他们只好以较高或较低的利息来“补贴”有存款和贷款需求的客户，让需求方感觉他们的服务并不贵。这些信用社再组织成股份制信用社，这除了节约成本外，更重要的是通过增大企业规模向社会需求发信号：我们是安全的。安全也可以成为价低的因素(美国由于恐怖主义变得不安全了，贵了，于是它也就从历来外商投资需求第一跌落到中国之下)。

　　以效率从政府换信用

　　不同的信用，决定了两类金融机构服务的不同价格，不同的经营成本。但让当地有效率的民间信用社承担着比国有银行高的经营成本，显然与理不合。有资料表明，浙江许多地方，保证当地经济增长的民营企业每年在国有银行获得的贷款却十分可怜。在温州，民营企业贷款只占国有银行贷款总额3%，是民间金融支撑着当地经济高速增长。

　　周其仁教授说，台州那家信用社有激励去获取和甄别金融资产安全的信息，“在贷款大户贷款到期时，(信用社)都派小年轻在别人门前逗留，发现动静就往社里打电话，或用BP机”(我后来给地方建设银行一位行长讲这件事，他说这个办法好，他打算也让银行的保安兼职这个事，费用极低就获取了信息。由此，我是不看好国有银行的。它们时髦地宣称要在中间业务、高端客户等方面与外资银行竞争。我不以为它们在这方面有比较优势。它们的改革如果是认真的，就应该像台州的信用社那样发挥密集劳动的比较优势，成本极低地去获取存贷信息)。那么，在市场发育初期，信用建立尚需时间，又如何降低横亘在有效率的民营金融供给和社会金融需求之间的交易费用呢？既然，有无政府信用决定着两种服务产品的不同交易费用和价格，政府借给民间信用社以信用，不就降低了需求者的信息费用、让交易顺利进行了吗？台州当局就是这样精准行为，降低了市场发育的费用，使一种有效率的交易得以顺利进行。如此行为的政府，你说它的执政能力是强还是弱呢？

　　协调能力就是执政能力

　　政府和市场，作为两种制度安排，都是为节约社会交易费用而起的。在人的社会里，禀赋各异、需求不同的人的行为，就像无数辆为不同目的行驶着的汽车，如果没有协调成本是无穷大的(当下世界上那些需要国际社会派遣维和部队的地区，就表现和说明失去协调的社会有着多么巨大的成本)。

　　政府因协调人与人关系而起。人们恐惧混乱，创造了政府、甚至联合国(从世界的眼光看，和民族国家犹如一个个各怀心事选择不同的个人)。人们渴望生机，又在踏勘着个人自由的边界。知识的增进、政府与政府之间、国家与国家之间的竞争还让人明白，避免混乱的成本、获取稳定的收益，是人们对政府和国家的起码需求。更经常性的问题并不是要不要政府协调人和人的关系，而是政府如何协调人与人的关系。政府的协调能力就是所谓的执政能力，这种能力的强弱决定着社会成本的大小和福利水平的高低。

　　协调是需要信息的。而在经济学看来，市场是搜集和处理人们不同禀赋不同需求信息的一个成本最低的制度安排。这也是上世纪末世界上许多统制经济国家由政府直接协调转向依赖市场协调的根本原因。

　　1991年，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科斯告诉人们：市场协调并不是在社会任何方面都是效率最高，成本最小的。正如前面举过的交通先行权的例子，在这里，红绿灯恰恰是政府协调的一种表现。事实表明，政府和市场在协调人和人关系上有着各自的比较优势。问题是，哪里是市场协调和政府协调的清晰边界？我们说提高执政能力，那么政府协调人与人关系的比较优势究竟在哪里？这是我们需要着力探讨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