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任市委书记升迁省级要职 苏州成为省长摇篮

　　半个月来，两任苏州市委书记陈德铭和王珉分别出任陕西省代省长和吉林省委副书记、省长候选人，加上已就任江苏省省长的前苏州市委书记梁保华，一夜之间，地级市苏州成为省长的“摇篮”。

　　苏州走出三省长

　　10月29日，无锡市原市委书记王荣接过王珉的接力棒，出任苏州市委书记。王珉出任吉林省委副书记，同时被中央提名为吉林省长候选人。此前，王珉的前任、已调任陕西省常务副省长两年的陈德铭出任陕西省委副书记、代省长。

　　从梁保华到陈德铭再到王珉，三任苏州市委书记学历都很高。梁保华于上世纪60年代毕业于复旦大学新闻系，陈德铭上世纪80年代和90年代两度考入南京大学读书，拿到博士学位。而王珉与他的接任者王荣都有共同的特征：出身高校，博士生导师，典型的学者型领导。

　　陈、王二人分别主政陕西和吉林二省，正暗合中央“西部大开发”和“振兴东北”两大战略决策。有分析人士指出，3人担任市委书记的时间都只有两年左右，能够在短时间里升迁，除了表明中央对他们本人工作的肯定外，也表明了中央对苏州这些年来经济社会发展的充分肯定。

　　三高官的苏州之路

　　梁保华到苏州任市委书记之前，苏州正处于一个发展的关键时期——受当时东南亚金融危机的影响，加上对苏州招商引资的一些做法不满意，新加坡政府与苏州市政府就新加坡工业园的问题产生了严重矛盾。

　　上任伊始，梁保华带着包括当时的苏州市长陈德铭在内的代表团赴新加坡，和李光耀等人进行艰苦谈判并取得成功，确保了中国政府在园区持大股，从而使苏州走外向型经济的方向没有发生动摇。

　　梁保华上调后，陈德铭升任苏州市委书记。陈德铭英语水平很好，在新加坡谈判的时候，他直接用英语和新加坡方对话。除招商引资发展外向型经济这一工作常抓不懈外，陈德铭还有一个着力点：苏州城市的规划和建设。在他的手里，吴县成为苏州的吴中区，经过城市东西、南北道路拓宽，苏州市城区由过去的“扁担形”变为“方块形”，形成了东西联动、南北畅通的格局。

　　陈德铭思维开放外向，与东南亚乃至欧美工商界和政界都有广泛接触，被香港《亚洲周刊》评价为“罕有的具有国际视野的官员”。陈德铭在招商引资过程中和许多外商都成了朋友。他的突然调离，当时让苏州许多外商很是“伤心了一阵子”。

　　接替陈德铭出任苏州市委书记的是江苏省副省长王珉。王珉为南京航空学院博士毕业，曾任南京航空航天大学副校长、博士生导师，1987年曾作为访问学者到香港理工大学从事研究近两年。

　　在他的任期里，苏州外资引资迈上巅峰。据有关部门统计，今年上半年苏州市注册外资接近87亿美元，在内地城市高居榜首，远超第二名上海市的61亿美元。王珉在任期间，开始着手苏州经济的转型工作，希望通过发展民营经济和“具有自主知识产权的规模经济”，改变苏州的外向型经济结构，形成多条腿走路的局面。

　　既出经验又出干部

　　事实上，苏州一直是既出经验又出干部的地方。苏州的干部走向全国之前，已经在江苏省内各级党委政府大量任职，执掌诸多重要岗位。

　　最为典型的是近年来以台资经济名声赫赫的昆山，上世纪90年代初任昆山市委书记的李全林和他的继任者张卫国，均已官居江苏省副省长。苏州干部纷纷在省内出任要职，带动了苏州经验在江苏全省的大面积推广。

　　每一任领导调往外地，基本上都把过去在昆山招商引资时结识的朋友也带了过去。苏州大学教授任平说，近年来，扬州、镇江等地的外资投资额度连续出现大幅度增长，“毫无疑问，它们分享了苏州和昆山的招商引资的经验和资源”。

　　众多干部获得升迁，一方面令苏州干部在省内扬眉吐气，但另一方面，大批干部外调也对苏州经济政策的延续性造成了一定影响。2003年9月，台湾电机电子工业同业公会发布的一份内地城市和地区投资环境调查报告中，苏州与昆山排名分别滑落6位和20位。昆山市委一位干部说，虽然名次滑落原因很多，但领导频繁更换，无疑已成为台商眼中一个突出的问题。

　　据南方周末记者手记

　　“苏州经验”的核心价值

　　苏州出身的干部为什么受到中央和江苏省的重用？他们在苏州的执政经验价值在哪里？我们应该从何种层面上理解“苏州经验”？

　　上世纪80年代，改革开放伊始，铁板一块的计划经济模式土崩瓦解，苏州利用计划经济时代集体经济的优势，走出了一条乡镇企业的发展之路。上世纪90年代，乡镇企业面临体制困境，“苏南模式”的老路走入死胡同之际，苏州又奇迹般地抓住上海浦东开发的机遇、台湾产业升级和转移的机遇，摸索出了一条依靠外向型经济发展的新路。

　　到了世纪之交的梁保华和陈德铭时代，我们看到的是苏州的决策者对外向型经济规律的准确把握，对苏州经济角色的清晰认识，和甘当上海配角的清醒头脑——苏州外向型经济的马达声因此越来越响，最终超越上海浦东成为“主角”。

　　到了王珉走马上任，苏州的外向型经济虽然仍在高歌猛进，但经济转型的紧迫性已十分明显。过分依赖跨国资本，使它极易受国际经济形势的影响。更关键的是，尽管GDP和政府财政收入迅速增长，老百姓的收入却增长得不快。今年上半年苏州的GDP总量跃居全国大中城市第四，但人均收入在“长三角”16个大中城市中，却只能排在第7位。

　　在王珉时代，苏州市实际上已经启动了一项重大的战略决策：转变经济结构，实现产业升级。发展民营经济和创新经济，就成了王珉实现苏州经济新一轮跨越的“两板斧”。

　　对于其他地方而言，“苏州经验”似乎也更容易被归纳为招商引资的闪光数字——招商引资便捷易行，也更容易见到实际效果。回到时代的具体情境，苏州乃至昆山的干部包括招商引资在内的诸多经验自有其成功之处，可是无法想象，要是整个长三角、甚至全中国都以苏州为榜样，以苏州作为招商引资的追赶目标，去搞引资大道，去建招商广场，那会有怎么样的结果？

　　这种担心并不多余。在我们辽阔的国土上，从发达的东部到贫瘠的西部，多少地方政府把招商引资当作发展地方经济的不二法门，多少地方“招商引资大跃进”仍在进行。所以，从某种意义上说，“苏州经验”也许不能简单地用“模式”或“经验”来概括之。苏州历任决策者走过的是一条特殊的，甚至连自己也无法重复的路。

　　如果我们坚持要把苏州之路升格为“经验”和“模式”的话，它的核心价值不是招商引资的方式手段，而是决策者植根于现实、适时适地求新求变的创新思维。梁保华、陈德铭和王珉在苏州执政期间的成功经验莫不归结于此，中央对他们寄予的厚望亦在于此。

　　10月底陈德铭在就任陕西省代省长时，有记者曾问他：如何将苏州经验与陕西实际相结合？陈德铭坦诚回答：沿海城市的先进经验和做法是在一定时代下形成的，适合那个环境。我尽管在那边工作了几十年，但到了陕西后觉得那边的经验和做法不能简单地克隆。要从陕西的省情出发，了解陕西现在的困难形成的原因，了解陕西潜在的优势可以迸发出现实优势的东西，然后再借鉴沿海城市那些基本的理念，把它们结合起来。（南方周末李凉)网络编辑：翁正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