出生时要办出生公证；长大结婚时，要办婚前财产公证；投资办厂也需要公证，最后到死亡，还得办个遗嘱公证。如今，公证已成为人们生活当中不可回避的事情。然而，作为规范公证行为的法规，原有的《公证暂行条例》已显得有些跟不上社会发展的步伐，譬如：处女公证，绝食极限挑战公证，丈夫不嫖妓保证的公证，妻子以财产平衡丈夫忠诚的公证，夫妻性爱质量公证等等五花八门的另类公证，在实践中已经屡遇尴尬。据《信息时报》11月17日报道，广州以前相对单纯的公证业务正呈现出许多新变化，不能受理量将近20％。
毫无疑问，各种另类公证的层出不穷，至少向社会传递了两种信号：一方面，人们处理和解决问题的方式正在呈现多元化趋势和选择，慢慢从过去的感性转变到理性的轨道上来，法制意识和自我保护意识明显增强；另一方面，随着社会形势的发展变化，人们的价值需求也正在向多元化发展。在这种情况下，1982年颁布实施的《公证暂行条例》已不能适应社会的发展变化自在情理之中。既然不能完全满足人们生活的需要，面临新的挑战和革新也是必然。
但是，现实生活中，人们之所以欲将一些诸如丈夫不嫖妓，以财产平衡丈夫忠诚和性爱质量等生活“琐事”进行公证，既表露出他们有意将可能发生的矛盾和纠纷，通过公证这种法律手段进行提前预控，以减少事后双方各执一词的争执、扯皮和赖账现象，使问题得到妥善、合理和双方满意的处置，又反映出现代人对社会和人们诚信的担忧———即使是朝夕相处的伴侣，也难逃不忠的嫌疑和猜忌，并很有可能将一些道德伦理问题上升到法律层面。
至于处女公证、绝食极限挑战公证等，则多少显示着一种无奈和尴尬。在现实生活中，处女公证大多迫于周围环境和情感压力，在万般无奈之下，企图通过公证这种法律形式为自己恢复名誉，讨回清白。这种公证如果出于办案、取证等用途，我觉得倒无可厚非。但是，如果这种公证仅仅是迫于周围人们的偏见和流言而做出的妥协和让步，笔者以为，是大可不必的。因为一个人如果太在乎别人的意见和看法，就会活在别人的阴影和控制中，这不仅是一种消极的人生态度，而且也是缺乏自我表现力和自信心的体现。这样的人生态度很不符合现代社会进步的形势和需要，也很难使自我获得新的突破和发展。当然，类似于绝食极限挑战这样的公证，表面上虽说是挑战生命极限，其实则是有悖于生命科学规律，是在拿生命的赌博来换取某些社会荣誉和经济效益，其作秀的意味远远大于挑战的本质，很不值得提倡。
因此，实施了20多年的《公证暂行条例》，在法律、法规和社会道德舆论等允许的情况下，积极、科学、稳妥地拓宽公证的内容和范围，以适应社会形势的发展变化，更好地为社会、家庭的稳定和进步服务，更好地为人们的生活和幸福服务，无疑是势在必行。当然，如果把现实生活中涌现出来的新问题，都寄希望于公证条例的修改来解决，那也是不理性和不现实的。毕竟，一些新问题和新现象的产生，不仅与社会经济和文明发展的程度、整个社会的承受能力有关，而且还与人们的综合素质、认识水平等息息相关。公证条例修改还需要实事求是，从长计议，切不可急于求成而拔苗助长，给社会造成一些不必要的混乱和负面影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