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日民间索赔诉讼走过十年 缺乏支援陷入困境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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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http://www.sina.com.cn 2004年11月19日18:45 中国青年报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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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年前，对日民间索赔理论奠基人童增和日本律师小野寺利孝，签订了帮助中国受害者赴日本打官司的确认书。此后，漫漫对日民间索赔长路，数不清有多少曾经饱经苦难的中国老人出现在日本的法庭上，也数不清中日律师们奉献了多少时间和精力…… 4本厚厚的档案放在桌上，里面的资料已在岁月的侵蚀下泛黄。童增轻轻翻开，小心开启着那些尘封的往事。这些资料是20世纪90年代初海内外华文媒体关于他的报道，主题只有
如今，距童增提出对日民间索赔理论已有14年；从童增和小野寺利孝写下帮助中国受害者赴日本打官司的确认书至今也已10年。漫漫长路，数不清有多少曾经饱经苦难的中国老人出现在日本的法庭上，也数不清中日律师们奉献了多少时间和精力。惟一清楚的是，对日民间索赔诉讼步履维艰：日本律师的支持受到右翼的激烈反对，而中国国内的支持尚不足以撑起民间索赔这一片天。 磕磕绊绊中10年已过，每一个为对日民间索赔做出贡献的人都应该受到应有的尊重，不管他是中国人还是日本人；记住他们，才能更好地面对未来，面对今后的索赔之路。 “理论奠基人”童增细说当年事 1990年4月17日，吃过晚饭后，童增像平时一样读报纸，一条小消息吸引了他的视线：原民主德国于1988年第一次承认犹太人有要求赔偿的道义上的权利，同意向二战期间遭纳粹屠杀的犹太人幸存者赔偿620万马克。 当时的童增还是国家老龄科学研究中心的一位普通工作人员，查阅了其他资料后，他写成了《欧洲提出受害赔偿对中国的启示》，并在当年的“扬我中华魂”征文大赛中获奖。获奖后，本来计划刊登这篇文章的杂志因为“选题过于敏感”而作罢，但童增却开始了他的另一个事业。1991年，童增开始联系一些政协委员向人大进言，要求向日本索赔1800亿美元。“我记得替我递交建议的委员叫王录生，是第4128号提案。”童增在接受本报记者采访时说。 在不安的等待后，童增得到的答复是“已研究……不宜提倡”。此后的3年，童增做了多次努力，向日本驻华使馆递交的索赔书也石沉大海。童增总结道：“1991年到1994年是民间索赔无人理睬的时期。” 这段时间，童增一方面名声如日中天，成为中国大陆和港台媒体追踪的焦点人物，许多日本侵华战争的受害者和关心这一事业的人也纷纷给他写信；另一方面，他的本职工作和生活也受到了影响，导致后来的离职另寻出路。 小野寺利孝介入打开索赔僵局 就在对日民间索赔看似无望之际，一位叫小野寺利孝的日本律师打开了僵局。 1994年7月，在听到日本共同社记者说起童增的事后，小野寺利孝很感兴趣，他决定来中国找童增聊一聊。童增回忆说：“我们第一次见面是在北京的京伦饭店，小野寺利孝当时50岁，他说一定要有决心，为中国受害者向日本政府讨回公道。” 两人见面的结果是一份于1994年8月5日签订的确认书，甲方是“中国民间对日索赔筹委会”代表童增，乙方是“中国人战争受害者索赔辩护团筹备委员会”代表小野寺利孝。确认书以中文、日文两种文字写成，一共有6条，中心内容是日本律师代理中国民间对日索赔诉讼官司。 第一次听到日本律师要帮中国受害者告他们自己的政府时，童增有些半信半疑，在认识了其他一些日本律师后，童增受到了震撼。童增说：“一位‘慰安妇’找到一个中国律师，律师说，帮着打官司可以，但要先交10万元律师费；可小野寺利孝为了帮中国人打官司，自己贷款2000万日元。” 1994年底，小野寺利孝、尾山宏等人发起成立了“中国人战争受害者要求赔偿事件律师团”。10年的对日民间索赔官司，平均每个当事人从走出家门到日本法院出庭，再到回家，大概要花费5万元，这些费用几乎都由日本律师团承担。 马骥，“中国被掳往日本劳工联谊会”会长助理。他告诉记者：“日本律师团有300多名律师参加，遍布东京、大阪、京都、长野、北海道、福冈等地，他们几乎是按县市进行分工，各自负责自己区域内的辩护和筹款(募捐)。” 大江京子、中村洋二郎、大森典子、渡边彰悟、南典男、吉原雅子等律师都是律师团的成员，为了这场艰难的官司辛苦工作，他们不仅付出了时间和金钱上的代价，还屡屡受到日本国内右翼势力的恐吓。其中，73岁高龄的尾山宏成为第一个被评为“感动中国”年度人物的外国人。 马骥说，日本律师团的中坚力量是日本共产党，也有其他党派人士和大量民主人士。新诉讼律师团团长中村洋二郎在接受本报记者书面采访时表示：“我认为参加是件好事。越是参与这种事业，就越是投入进去了。” 日本律师：让我们赢吧 69岁的孙景霞一家是日军遗留化武的受害者。2004年4月23日，她一个人去日本打官司，在机场迎接她的是吉原雅子律师，她在日期间的衣食住行也都由日本律师照料。她打心眼里感谢那些日本律师，在接受记者采访时她说：“从1995年开始打官司起到今年，他们每年都来我家调查取证。日本律师们为了正义和真理一点都不松懈。无论官司胜败，人家的心意我们永远不能忘。” 作为当事人的孙景霞心存感激，而童增的评价则更加理性。他说：“他们没有什么功利，而是从人性、人道出发行事。” 王选，对日索赔的另一位风云人物，她的身份是“侵华日军细菌战受害者诉讼团团长”。王选和日本律师打交道多年，她被日本人的国民意识所震撼，在接受本报记者电话采访时她说：“日本律师认为日本欠下了历史债务，作为国民他们应该为国家还债。日本人国民意识强，他们非常顾及自己国家和民族的利益。” 王选的话和中村洋二郎所说相同：“为了日本，为了日本的子孙，担心如果不清算，日本人本身就有很大的罪过。我真切感觉到我的行为不是敌对自己的国家，而正是为了自己的国家。” 无论是为了正义、人道，还是为了日本国或者日本的子孙，这些日本律师执着地坚持着这项事业。本报记者拜托精通中文的吉原雅子代为转发几个问题，请几位日本律师做书面答复，但等待了一个月后只有中村洋二郎律师抽出时间给予答复。吉原雅子11月9日给记者的电子邮件中写道：“南(典男)律师昨天刚从齐齐哈尔回来，一直特别忙。小野寺(利孝)律师好像身体状况不好。反正，我们律师团的每个律师，每一天都过着这样忙不过来的日子。” 当然，如果索赔官司获胜，为此出钱又出力的日本律师也会有相应的报酬。按照童增和小野寺利孝签订的协议：“战争受害者从日本国家及企业得到支付的损害赔偿金时，乙方有权从中按一定比例提取诉讼代理费，作为代付金的偿还。” 对于可能获得的报酬，中村洋二郎并不隐瞒，他说：“我们没有考虑过胜诉之后的报酬，如果真有胜诉报酬的话，那也是巨大的。我在这样有重大意义的工作中担当角色，感到高兴、幸福。让我们赢吧。尽快打下这场官司。” 王选感动了中国，却没能避免无奈 在对日民间索赔诉讼的大旗下面，是一个个不同的官司，每一个都凝结着参与者的心血，每一个都是有血有肉的故事。 王选为细菌战受害者而奔波，康健为中国劳工、慰安妇的诉讼当辅佐人，苏向祥为侵华日军遗弃炮弹、化武受害者诉讼做中方代理人，马德志、马骥父子以及王子安为搜集受害劳工证据而常年奔波。此外，还有南京大屠杀幸存者诉讼案、重庆大轰炸受害者诉讼案等。 王选，一个风风火火的女人，说话语速极快。作为2002年“感动中国”十大人物之一，她有了足够的知名度，但这丝毫不能减轻她奔波中的苦闷和负担。“我被评为‘感动中国’人物后，有一家著名企业找到我，说要赞助我100万元，策划公司说要举行万人集会，安排公司领导先讲话，还规定我能说什么不能说什么。”王选最终拒绝了那笔钱，也拒绝了一场纯粹商业化的炒作。 “钱”困扰着王选和每一个参与对日索赔的人，社会的冷漠和凝聚力不足让王选更为痛心。一些活动要涉及到某些政府机关，但一些官僚的冷漠伤了她的心。她听说浙江某市市长关注对日索赔事件时，给那位市长的秘书打电话，那位秘书知道她和她所做的事情，但依旧懒得通报一声：“你们民间打官司，找政府干什么！”在重复这句话时，王选骂出了“混账王八蛋”这句脏话。 “我会坚持下去。但让我一个人付出这么多，我觉得这不公平。”电话那头的王选显得有些伤感。接受记者的采访后，她必须第二天赶到日本，为即将到来的官司做准备。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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