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日民间索赔诉讼十年：索赔需要凝聚民族的力量

　　对日民间索赔诉讼10年，25件官司中败诉的多。但参与索赔的律师大都认为，无论胜败，无论结果如何，他们都会坚持下去。即使官司输了，也通过法院确认了许多事实，这有助于端正日本对历史的认识

　　索赔诉讼10年 25件官司败诉的多

　　康健律师提供的一份材料，详细地勾勒出中国战争受害者在日本各法院诉讼的情况。

　　1995年6月，中国劳工在日本东京地方法院提起了索赔诉讼。迄今，中国部分战争受害者已先后在东京、札幌、新潟、京都、群马、长野、福冈、广岛、长崎、宫崎等10个地方法院提起诉讼。

　　截至2004年8月底，索赔诉讼案共计25件(未包括台湾及香港在日本提诉之案)，原告分别为大屠杀、无区别轰炸、遗弃毒气弹及炮弹、细菌战、强掳劳工、“慰安妇”等受害者或遗属。被告分别为日本国及相关日本企业。

　　自1995年起诉至2004年8月底，上述25件案件中，已有20件案件作出一审判决。其中一审胜诉5件，占已作出一审判决案件的25%；一审败诉但判决中认定事实的11件，占一审判决的55%。现有20件一审判决案件中共有16件判决(含胜诉和败诉)认定了事实，占一审判决的80%。

　　2001年7月至2004年3月，东京、福冈、新潟地方法院，分别对强掳中国劳工、遗弃毒气弹及炮弹、南京大屠杀幸存者名誉权案作出原告胜诉的判决。

　　在败诉的案件中，有4件未认定事实的败诉案件和11件认定事实的败诉案件。

　　今年已作出二审判决的两个例子是：2004年5月24日，福冈高等法院对中国劳工诉日本政府及三井矿山损害赔偿案，裁决撤销了一审判决，并驳回一审原告的诉讼请求，该案的中国原告是一审胜二审败。该法院仍详细认定了事实，并认定日本政府应承担责任，且不应适用“国家无答责”的法理，这一点比一审判决有进步，但最终还是以超过时效和除斥期间为由判原告败诉。

　　2004年7月8日，广岛高等法院对中国劳工诉西松组损害赔偿案，作出撤销一审法院判决，改判原告胜诉的判决。该法院认为，根据公平、正义的原则，不应以时效和除斥制度来免除西松组的责任。

　　上述两案二审判决后，败诉方均上诉至日本最高法院，进入三审阶段。

　　接受记者采访的律师大都认为，无论胜败，无论结果如何，他们都会坚持下去。即使官司输了，也通过法院确认了许多事实，有助于端正日本的历史认识。

　　一盘散沙 缺乏支援 对日索赔面临困境

　　无论有多少困惑和牢骚，王选依旧在奔忙，但仅仅靠一个或几个王选的努力显然远远不够。她的头衔是“侵华日军细菌战受害者诉讼原告团团长”，但细究起来，这个组织没有合法地位，不仅寻求赞助难，许多受害者甚至也不愿意跟她去出庭作证。

　　因此，王选奔走呼吁的目的之一，就是成立非政府组织(NGO)。她认为，中国人应该组织起来，成立基金，组织调查、取证，然后再委托日本律师打官司。凝聚社会的力量，改变目前一盘散沙的困境，是王选的梦想，也是赢得对日索赔官司的必由之路。因为这是中国人的事情，不能一切拜托日本律师，不能仅靠日本友好人士的捐款维持。

　　然而，这又谈何容易。

　　律师康健认为，中国政府虽然放弃了对日本的战争索赔，但还是应该有义务帮助自己的国民来维护他们的权利。

　　没有政府的支持，又没有一个合法的组织或者基金，许多公司在考虑给王选捐款时犹豫不决，有的公司答应给钱后又反悔，理由是“不知道政府什么态度，怕惹麻烦”。与几百名日本律师尽心尽力相对照，全国大多数律师没有参与进来；有些人参与了，但不主动。

　　在中国国内支援不足的情况下，日本律师也承受着越来越大的压力。在日本社会日趋保守的背景下，日本右翼势力对他们进行骚扰甚至恐吓，法院的法官也承受着压力。许多日本律师也已倾其所有。福冈案一审胜诉后，松冈律师表示，已经没有力量再接其他官司了。

　　更大的难题是，受害者年龄增大，许多人没等到结果就撒手人寰。芥子气诉讼案中的直接受害者李臣住院，刘振起病重卧床，无法出庭。刚入冬，被掳劳工接二连三逝去。曾和“中国被掳往日本劳工联谊会”会长马德志住一个工棚的工友去世，令老先生悲痛不已。

　　律师困惑：“为什么不制裁那些涉案企业？”

　　对日民间索赔处在一个十字路口。为索赔奠定理论基础的童增，这些年一直没有停止思考，也曾去日本为索赔官司出庭作证，证明受害人是在知道了他的理论后才开始起诉日本政府和加害者日本公司的，因此诉讼并未失效。

　　前不久，童增又提出一个新的观点：把对日民间索赔官司搬到国内打。他认为，中国法院对相关案件有管辖权，问题的关键是中国的法院对此类案件没有一个明确的司法解释。

　　也有人担忧，在国内起诉的几场索赔官司结果都不理想，即使胜诉，法律的执行也会遭遇障碍。对此，童增的看法是，可以冻结涉案日本企业的账户。

　　康健前不久接受上海一家媒体采访时，提出了和童增类似的想法。她认为，可以确立中国法院对此事的管辖权，可以对那些犯有战争责任的日本企业进行制裁。康健说：“日本在华投资企业中，三菱、三井、住友等都曾经对中国劳工欠下累累血债，其中还包括在上海宝钢拥有股份的新日铁公司。这些公司现在一方面在中国赚钱，另一方面却对自己所要承担的责任缺乏认识。我们为什么就不能利用经济制裁的手段，对那些犯有战争罪行的公司进行制裁？”

　　媒体的力量也不可忽视。康健认为，中国民间的声音太弱了。她说：“福冈案判决出来后，7家日本媒体都以社论的形式对此事进行评论。中国媒体的报道和关注虽然也不少，但我们还需要一些更为理性的声音。媒体作为民间声音的一个代表，对整个事件应该始终关注，而不是等出了一件事情以后才炒作一下。”

　　“日本中国战争受害者要求赔偿事件律师团”的泉泽章律师，也在9月的一次研讨会上表示，今后辩护团在法庭上要奋力斗争，争取判决胜利。法庭外则争取民众广泛支持，为赢得战后赔偿问题的全面解决而努力奋斗。

　　苏向祥律师接受本报记者书面采访时，提出了关于对日索赔的5条建议：

　　第一，纳入国家的法律援助轨道，在各级律师协会的指导下，使中国律师对受害者事实展开全面法律调查。第二，在中国成立一个民间组织，获得广泛的理解和支持。第三，与社会各界就全面解决问题的具体方案展开讨论。第四，与中日友好的政治团体和民间友好人士接触，对相关问题达成共识。第五，与中日主流媒体合作，发出国际呼吁。

　　马骥高兴地告诉本报记者，在江苏南京，已经有省级官员退休后参与此事，山东省的律师也已行动起来。马骥、童增、王选、苏向祥等在接受本报记者采访时，都誓言坚持，而且对未来充满信心。(本报记者 王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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