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许纪霖
医生这一最具有社会清誉的行业，如今在自毁家门。然而，与其将此归咎为医生们个人的道德不洁，毋宁说，这是一种结构性的弊端。
人最怕的是生病。我不怕生病，怕的是上医院，特别是大医院。当医生三下五除二
，在药方上开出一串陌生的药名，我的心就颤抖起来。我不知道这一回收费的电脑上又会跳出一个什么天文数字，让我囊中羞涩
我还是幸运儿，有国家的医疗保险在后面撑腰，那些下岗的工人、进城的农民，他们如何承受得了？一次看病的药费，就是他们一个月的生活费，甚至是一年的种田收入！
医院、尤其是大医院的医生，最喜欢用新药、进口药、贵重药。明明是普通的疾病，国产药、老药也治得好，但医生们却不屑一顾，偏偏对贵重药情有独钟。个中的原因，已经成为公开的秘密：用贵重药，医院可以从中获得利润，医生也可以因此拿取回扣。
据报纸报道，如今的医院利润，主要靠医院药房赚取的暴利，医生的收入，工资那一块是有限的，而各种隐性的收入，如病人的红包、药厂的回扣、外单位医院出诊费等，占了很大的成分。还有各种软性的好处。国内外有名气的制药公司，经常以学术考察为名，请医生们到国外旅游，让他们用自己刚研制的昂贵新药。羊毛出在羊身上，最终的埋单者自然还是你我这样普通的病人，包括那些连温饱问题都勉强解决的下岗工人、农民弟兄。
从古代开始，有两种职业一直在社会上享有特殊的声誉：一个是教师，另一个是医生。这两种职业都与人的生命有关，教师负责指导人的精神，医生负责医治人的肉体。因为其独特的职业性质，教师与医生在众多行当中，享有某种可信赖的权威，他们不一定是社会中最有权力的，或收入最多的，却是被期待最有道德权威的。学生对于老师，病人对于医生，因为有着完全不对等的信赖关系，所以对于后者，自然有比一般人更高的、与其道德权威相称的伦理要求。这些职业伦理靠行业的监督，也靠教师和医生的自律。
然而，这几年教师中的学术腐败、乃至各种利用特殊权威的犯罪，已严重影响了老师在社会上的清誉。与此相类似，医生的道德权威，如今也大大打了折扣。利用医生与病人信息的不对等和病人对自己的信赖，滥用职业权威为自己牟取私利，这与政府部门的摊派、公共服务部门的滥收费，在性质上毫无二致。部门的利益化、权威的私欲化，已经成为当今中国难以遏制的势头。不幸的是，医生这一最具有社会清誉的行业，如今也自毁家门。
我不愿将此归咎为医生们个人的道德不洁，毋宁说，这是一种结构性的弊端。
大家知道，医学院的学习成本是最高的，医生的工作也是最辛苦的，有时候，比如SARS来临的时候，还有生命的危险。然而，中国医生的合法收入，与国外同行相比，却是最低的。长期的计划经济管理，使得公立医院的诊疗费维持在一个较低的水平，根本无法支撑医院的日常开支。于是医院和医生们不得不在药品回扣上动足脑筋。名医与普通医师之间的诊疗收费和相应的收入回报，也没有拉开。当表面的平等无法合理分配市场稀缺资源时，私底下的潜规则就发挥调节作用了：要名医看病、开刀，需要病人送红包；本单位工作拿不到相应的报酬，医生们就到外单位出诊、会诊，以维持与自己身份相配的体面生活。
当医院和医生无法通过制度性的合法渠道获取社会正当报酬的时候，各种介于合法与非法之间的灰色地带就空前活跃，甚至产生了职业性的地下药贩子和就医中介。他们周游于药厂与医院、病人与医生之间，通过牵线搭桥，从中获得暴利。因此而抬高的就医成本，最终还是由病人来承担，而医生和医院从中获取的，还不是利润的大头。
我们的医疗管理体制，到了变一变的时刻了。变的方向如何？在我看来，首先要回归医生的市场价值，大幅提高就诊费，特别是拉开大医院与一般医院、名医与普通医生就诊费用的差距，从而在制度上保证医院的正常利润，让医生们可以通过合法的收入获得自己应有的尊严；其次是像欧美国家那样，将药房与医院分离。一旦卖药与医院的收益脱钩，医生才有可能遵循专业的标准开方用药。
与其按照潜规则行事，不如一切在阳光下进行。至于一般国民如何承受提高了的医院就诊费，这将是另一个更重要的全民医疗保险问题，需要全社会来一起讨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