怎样节约纠纷成本与诉讼资源
魏利平
以最小的成本获得最大的收益，是经济学的核心，也是整个社会的价值趋向。在社会交往过程中，主体间不可避免地会产生各种矛盾和纠纷，建立具有中国特色的、健全的“AD
R”机制，对合理有效节约国家诉讼资源、降低当事人解决纠纷的成本、分流进入法院的案件、保障司法质量等具有重要意义。
“ADR”(AltenativeDisputeResolution)意指“替代性纠纷解决机制”或“诉讼外解决手段”。“ADR”来源于美国，原指上个世纪逐步发展起来的各种诉讼外纠纷解决方式的总称，现已引申为对世界各国普遍存在的、民事诉讼以外的非诉讼纠纷解决方式中机制的称谓。在许多国家，“ADR”的发展已经被法律认可和鼓励。如在美国，美国国会通过1998年替代性解决纠纷法，以法律的形式接受认可了“ADR”。但归根求源，就其实质而言，替代性纠纷解决方式在我国早已存在，民间的说和、现代意义上的民调、诉前调解、特定案件的仲裁、公证等，可以说是中国特色的“ADR”，然而我国在这方面至今却并未建立起一套完整的机制。近几年来，诉讼案件大量增多，而案件的增长率与司法资源的增长率极不成比例，法院门口每天门庭若市，有时一个简单的民事案件也需要按程序走完，出具正式的法律文书，害得当事人几趟跑，可以说是劳民伤财，给当事人造成很大的诉累，同时极大地浪费了宝贵的司法资源，提高了诉讼成本，也使有限的法官压力过重，没有精力办出精品名案，影响了司法的质量和效率。严峻的形势要求我们有必要探索一条符合中国特色的、健全而完善的“ADR”机制。
结合我国现状，笔者认为，建立中国特色的“ADR”机制，应从以下几方面入手：
第一，充分发挥基层组织及社区的作用，赋予它们相应的职权和职责，确立它们成为解决诉讼外纠纷基层组织机构的地位。长期以来，我国的民调工作处于一种半无序状态，人民调解委员会以及村委会和居委会的作用并没有得到充分的发挥，老百姓发生了纠纷，它们也是可管可不管。在没有居中人的情况下，当事人间的矛盾可能激化，导致诉讼的形成。目前，社区的创建工作也正在蓬勃发展，如果能够进一步加强对基层组织及社区的管理，充分发挥它们的作用，赋予它们相应的职责，同时配置专业的“ADR”人才，势必会使大量的纠纷消化在诉讼以外。
第二，进一步以法律的形式赋予当事人自行解决纠纷的权利。在这方面，《中华人民共和国道路交通安全法》已经有所尝试。该法第七十条第二款规定，在道路上发生交通事故，未造成人身伤亡，当事人对事实及成因无争议的，可以即行撤离现场，恢复交通，自行协商处理损害赔偿事宜。今后，在这方面应进一步拓宽领导，最大限度地尊重当事人意思自治原则。可以借鉴外国的经验，用立法的形式加以确定下来。
第三，建立和完善法院诉前调解机制，在法院内设置“ADR”机构，除了办理庭前调解工作外，还可参与诉讼外的调解。比如指导人民调解、被当事人选定参与他们的诉讼外的调解，给他们拟制意见，指明法律后果，从而降低效率，从根本上消除案件数量过多的现象。
第四，建立健全有关司法部门的信访流程管理机制，将“ADR”的职责贯穿其中。司法人员在接访过程中，通过宣讲有关法律知识、告知法律后果，“晓之以理，动之以情”，有些纠纷争议就会在此过程中得到化解，减少了当事人的诉累，缓解了审判压力。
总之，我国地大人多，诉讼纠纷案件数量每年居高不少，同时经济尚不发达，司法资源有限，因此，逐步建立起一套符合我国国情的、行之有效的“ADR”机制，势在必行、日趋重要。这一机制的建立和健全，不仅能减轻当事人间的矛盾和经济负担，而且能节约司法资源、降低社会成本，更为重要的是指它增强社会的自治能力，从而促进社会的稳定团结、长治久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