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秋风
最高人民检察院近日透露说，今年1至10月，全国新发生超期羁押4877人，加上去年底未纠正的2187人，共有7064人遭遇了超期羁押，目前还有289人的问题没解决。问题最严重的是广东、河北、山西三省。为建立纠防超期羁押的长效机制，最高检正会同最高人民法院、公安部起草《预防和纠正超期羁押的若干规定》，以从根本上解决这一问题。
笔者无法了解这一规定都有哪些内容，但在制定这一规定的时候，我们应当深入地思考一下：为何超期羁押屡禁不止？据统计，从1987年至2001年间，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公安部等部门发布的有关清理超期羁押的通知和文件不下20份。去年，最高法、最高检和公安部则进行了最大规模的清理。今年新增加的超期羁押案件虽然不多，但仍然让人不能不产生“边清边超”，“清完又超”的担心。
公检法各部门为清理超期羁押，也想了很多办法，但大都做的是执法者的工作，无法从根本上杜绝这一现象。
让我们仔细想一下：解决超期羁押最有积极性的是谁？当然是当事人。因此要从根本上解决超期羁押，就要在制度上让被羁押人有机会到一个无法推卸责任的地方去说话，从而使超期羁押出现一个解决一个，不可能累积很多。
根据目前的制度设计，公检法甚至其它一些部门，都有限制或剥夺公民人身自由的权力。而且，哪个机关羁押了一位公民，即使已经超期，他本人或他的亲属、代理人也只能去找作出羁押决定的机关。这是不合常理的。那个机关之所以羁押他，总有自己的理由；不管这个理由有没有道理，但它既然已经羁押了，就得一直羁押着，直到从你那里搞到它所需要的证据，从而证明抓你的决定是正确的。这是制度的逻辑使然。
要让一个羁押人的机关放人，最有效的办法是被羁押人自己提出要求，但不是对羁押机关，而是对第三者提出要求，由其对他是否该继续被羁押作出判断。这个第三者，最好是法院。现代法治的一项基本原则是，只有按照宪法和法律设立的法院，才有权力根据法律来决定一个人的人身自由是否应予限制或剥夺。而羁押显然涉及到个人的人身自由，因此防止超期羁押、非法羁押的有效办法就是，当一个人遭遇任何国家机关基于任何理由的逮捕、拘禁及其它限制或剥夺人身自由的情形，尤其是在超出了法律所规定的最低羁押期限而羁押者决定延期时，其本人、亲属或代理人，可以请求法院来决定自己是否应该遭受羁押。
这就是很多国家已经实行的“人身保护状”制度。被羁押人有权向法院申请人身保护状，以保障自己的人身自由不会遭到侵犯，尤其是不会被国家机关长期羁押。法官在接到该申请后，即将被羁押人提至法庭，如果发现该人是被冤屈的，就当庭释放；即使他有犯罪嫌疑，也应尽快安排进行审理，或者准许他保释，而不得由那个机关继续羁押。
这样的制度有三个好处：第一，被羁押人为了自己的权益，可以主动地启动保护他自己人身自由的程序；第二，这个程序是由独立于羁押机关、独立行使审判权的法院主持的，从而可以抑制不合理、不合法的羁押；第三，也是最大的好处，被羁押人清楚地知道，如果自己觉得遭到了不合理的羁押，立刻就可以去找法院而不用到处乱跑，因为法院要对人身自由承担责任。
这样，法院就很自然地承担起了日常性地解决超期羁押问题的责任，只要被羁押人觉得自己受到了冤屈，解决机制就自动地启动。而在现有的体制下，每个机关自扫门前雪，没有一个机构对被羁押人承担责任，也就没有一个清理超期羁押的自动机制，而只能等到问题很严重时才突击行动。因此，即使从效率角度来讲，人身保护状制度也更可取一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