说句实在话，我和军利至今还没有见过面，而通过他的手机我们有了电波间的信息传递，虽然两次交流都以遗憾而告终，而正是这些遗憾，使他在我心目中的地位一次次升腾。看他的文字，他成了我新闻事业上的偶像，追踪他的足迹，了解了他的作风与成就，他在我的心里树起一块永不磨灭的丰碑，他成了我们新闻人的骄傲。
我们的首次联系是在去年华县抗洪的岁月里，虽然他脚踩泥泞，风餐露宿用自己的笔
展示着抗洪前线的动人场面，我也作为灾区的一名基层干部同样经受着决战洪魔的洗礼，虽然是在同一条河堤上、同一个战场上，我们各自尽着自己的天职。在此期间，我的手被感动得心所指挥，希望通过救灾反映干部群众关系的新变化，就写了一篇题为《一位灾民的心里话：救灾使我对干部的印象翻了个过》的文章，寄往报社，没几天，我接到了一个陌生人的电话，交谈中我得知这个人就是《三秦都市报》的张军利，军利告诉我，这篇稿子不错，于是就和我核实一些细节，在这过程中他容不得我的含糊其辞，也不允许我放过任何一个细节，我明显感到，遇到了一个较真的主儿，我不得不按照他不容辩驳的要求，对文章的每一个细节做进一步采访和核实。不巧的是，当我把重新采写的稿件传给军利的时候，2003年11月25日的《人民日报》先走一步刊登了我的稿子，军利没有对心血的白费而遗憾，却一再叮咛我：“希望以后多联系”。而在我心里，自此开始有了一份歉疚和自责。
从这以后，我开始关注起军利来，我发现他和我有着同样的经历，都是从基层政权的最底层乡镇政府里摸、爬、滚、打出来的，尤其是看了他的《五曲湾纪事》一文后，更从中透示出他的民众情结；从他的《靖边豪赌事件调查》折射出他的正义魅力。一年来，我拿到《三秦都市报》后总是先寻找张军利的名字，随后我把他的文章剪辑了一本《张军利专辑》，既是欣赏，又是借鉴，过一段时间总要翻一翻、看一看，一翻一看，他的形象一天天高大，无形中他成了我的一个偶像。我现在作为一名分管新闻宣传工作的宣传部副部长，自然接触过众多的、各类各样的记者，我简直难以想象军利面对靖边黑恶势力10万元的利诱和声嘶力竭的恐吓需要多么大的勇气和多么高尚的品质；我也感叹，军利在10万元的诱惑面前，不为所动与少数一手拿着曝光报道一手伸着贪婪的手索要“平息费”的另类记者形成多么大的反差。我愈来愈感到军利是新闻队伍中出类拔萃的优秀战士。
今年9月，我主动向军利打了一个电话，邀请他参与华县灾后重建的专题报道。军利告诉我，他暂时还不能同行，让我先采访把素材传给他，再作安排，我把材料传过去以后，他来了电话，告诉收到了材料。于是，我也就没再追问，一直到近日，我看了军利的报道才知道，他病了，从7月以后就病了，至今还躺在医院的病床上，而且还经历了几次与死神的抗争。我简直傻了眼，不间断的泪水流了下来，整整浸透了我办公桌前摆着的《三秦都市报》、《华商报》、《西安晚报》等几份收集来的关于军利的报道，我更感动内疚。责备自己在他病重的时候，还要给他增添新的负担，也没有从他已经发颤的言语中领悟出他的不幸。我与军利的联系，既是朦胧、又是清晰，他的面相是那么的朦胧，但人格是那么的清晰；表情是那么的朦胧，但心态是那么的清晰；声音是那么的朦胧，但心意是那么的清晰。我在此只有祝愿军利早日康复，祝愿《三秦都市报》的队伍里依然有这样一名尖兵，祝愿人民大众的身边依然站着这样一名护卫神。
为了表达我的心意，我从一点微薄的收入中只能寄去200元以扶助这位弟兄，同时，我还以一名普通新闻战士的名义分别致信省委宣传部部长马中平希望在全省新闻出版战线开展一个向张军利同志学习的活动；致信省记协主席尹维祖同志在记者队伍中开展一次为医治张军利同志疾病的募捐活动。我能够做的只有这些，我希望从社会各界的赞扬声和援助行动中军利会获得战胜病魔的力量。我相信：好人一生平安！军利一定会和我们一路同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