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法律第一次裁判中日历史事件

　　南京大屠杀那年，她8岁。全家祖孙9口人，只有她和妹妹幸免于难。作为一名见证人，她要说话。日本右翼分子却称她在编造事实，“南京大屠杀是20世纪最大谎言”。

　　为了那段真实的历史，为了自己的名誉，她选择了在中国起诉——

　　11月23日上午9时，南京玄武区人民法院第一法庭。侵华日军南京大屠杀幸存者夏淑琴

老人诉日本右翼作者松村俊夫、日本展転社株式会社名誉侵权案在这里正式开庭。这是侵华日军南京大屠杀受害者首次在中国法院对日本右翼作者提起侵害名誉权的诉讼。

　　由于被告未到庭，所以庭审的过程主要是宣读诉状、原告举证和作代理陈述。75岁的原告夏淑琴一直试图保持平静，但是到她自己作陈述的时候，仍是泣不成声。经过4个半小时的庭审，合议庭合议决定暂时闭庭，择日宣判。

　　原告

　　南京大屠杀受伤害者中

　　她是最具代表性的人物

　　“夏淑琴是在侵华日军南京大屠杀中受到伤害的中国百姓中最具代表性的人物之一。”侵华日军南京大屠杀遇难同胞纪念馆馆长朱成山说。

　　1937年12月，南京城被侵华日军攻陷，当时夏淑琴8岁。13日上午，一队日本兵闯入夏淑琴的家中，毫无缘由地残杀了她全家祖孙9口人中的7人。夏淑琴在身中3刀后昏死过去，得以与4岁的妹妹幸免于难。与她的家人同时遇害的，还有他们的房东一家4口。至今，她身上当年被日军刺伤的刀疤仍十分清晰。

　　全家9口人7口被杀

　　遭遇写进了国际史料

　　夏家的遭遇在当时的南京国际委员会主席德国人约翰·拉贝的日记以及《南京安全区档案》等资料中均有记载，在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的远东军事法庭、南京军事法庭对日本战犯的判决书中也均有提及。

　　60多年来，这段苦难的经历一直在肉体和精神上煎熬着夏淑琴。她说：“我是南京大屠杀的见证人，我是从死人堆里爬出来的孩子。”

　　赴日控诉侵华日军暴行

　　让许多日本人感到羞愧

　　1994年8月，应日本“把亚太地区战争受难者铭刻在心行动委员会”的邀请，夏淑琴前往日本，参加了在东京、大阪、广岛等地举办的和平集会，控诉侵华日军南京大屠杀的暴行，在日本引起强烈反响。许多日本人流着泪听完她的控诉后，纷纷对夏淑琴说“对不起”“请宽恕”，对日军当年的残暴感到羞愧，一再表示“悲剧不能重演了”。她也成为东京法庭审判后第一个到日本为侵华日军南京大屠杀作证的幸存者。

　　案由

　　日本右翼作者撰书

　　称幸存者在编造事实

　　1998年12月，日本展転社株式会社出版了日本自由历史观会成员、右翼作者松村俊夫编著的《对南京大屠杀的大疑问》一书，书中称夏淑琴和另一位南京大屠杀幸存者李秀英为“假证人”，还说夏淑琴“简直不知道什么是真的”“似乎成为幸存者的女英雄的夏淑琴在四处作证的过程中，不断编造新的事实”等等。

　　2000年，东中野修等人更是在大阪国际和平中心举行“南京大屠杀是20世纪最大谎言集会”，企图彻底否定南京大屠杀的历史。

　　名誉权受侵害

　　选择在中国告日本

　　当了解到这些情况后，夏淑琴精神上蒙受了极大的痛苦。与她同样受到伤害的还有另一位南京大屠杀幸存者李秀英。

　　2003年4月，李秀英诉松村俊夫及展転社侵害名誉权案在东京高等法院二审胜诉，但她还必须等待日本最高法院作出三审判决。夏淑琴则选择了在中国起诉。2000年11月，她通过律师向南京市中级人民法院正式递交了两份民事诉讼状，分别将松村俊夫、东中野修以及展転社告上法庭。

　　是肯定还是否定历史真相

　　这次是个较量

　　2004年6月，案件由玄武区人民法院受理。侵华日军南京大屠杀遇难同胞纪念馆馆长朱成山说：“夏淑琴诉讼案的实质，是肯定还是否定南京大屠杀历史真相的较量。”

　　意义

　　首次在中国立案

　　审理中日历史事件

　　“南京大屠杀幸存者夏淑琴诉日本右翼作家松村俊夫、东中野修侵害名誉权案件，在中国立案审理，这本身就揭开了非常重要的一页。这将是第一次用中国的法律裁决中日历史事件！”夏淑琴的代理律师李大进说。

　　李大进说：“以往认定南京大屠杀史实以及对日索赔，更多是通过民间在日诉讼，或者是政府在外交场合表明态度和观点。这个案件最大的意义在于，我们开始理性地、用法律途径对待历史问题。”

　　夏淑琴提出5点诉讼请求：立即停止侵害行为；为原告恢复名誉，消除影响；在中日两国各主要报纸上向原告公开赔礼道歉；向原告赔偿人民币80万元；承担本案诉讼费用。

　　中日两国善意合作

　　判决有可能得到有效执行

　　尽管根据法律，中国法院可以对此案进行缺席审判，然而许多人仍然担心，法院的判决能否得到有效执行。

　　夏淑琴的另一位代理律师谈臻表示：在中日两国善意合作的情况下并非没有可能，特别是在基于同一事件的李秀英案在日本法院已经二审胜诉的情况下。

　　夏淑琴老人对此并不悲观，她说：“这不是我一个人的事，我背后是30万死难同胞的冤魂。我要将官司打到底，作为幸存者，我有控告他们的权利和责任。”

　　(新华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