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用记录片观察人生

　　一个"漂"在北京的独立记录片制片人

　　一个用镜头追逐爱与梦想的重庆崽儿

　　一个从建北路9号酒廊走出来的文化青年

　　信报记者敖薇 文

　　中国现有聋人2000万，这么庞大一个群体他们都在哪儿呢？他们的生活是怎样的情形？通常我们看不到，但苏青 ——一个“漂”在北京的独立记录片制片人，却独具眼光地把镜头对准了他们，由此，便有了他的第一部独立记录片《白塔》 。2004年7月，《白塔》参赛法国马赛国际记录片电影节获得“最佳导演处女作奖”以及“观众提名奖”两项大奖。

　　获奖后的苏青说，我从事的并非一项社会性的公益事业，我只想把个人的关注带给大家，来共享。

　　想过一种艺术的生活

　　和所有精力旺盛而目标模糊的青年一样，苏青的青少年时期是在不安分中度过的。那时的苏青还是包头一个铁路机修 工，每日单调而重复的工作很快便令他厌倦，“一想到自己漫长的一生将和这些满是机油的铁器打交道，我就窒息，这不是我 要的生活，”他说，“我总得做点别的什么”。于是他玩起了音乐，拉小提琴，考音乐学院。在那个北方城市里，他是最早“ 碴琴”的一批，就这样他把多余的时间和精力发泄在了“为音乐而狂”的日子里。那是属于他的狂歌的岁月。

　　玩过了音乐，对艺术感受力特强的苏青又对美术产生了浓厚兴趣，他开始学绘画。和学音乐一样，他同样投入了十分 的热情。为了学画，他几次去了北京，他说，他觉得内心有一团火焰，必须把它燃烧出来，他渴望一种不一样的生活。

　　就这样，为了心中的这团火焰，苏青四处奔波流浪。当同时期的别人可能都忙于工作，生活，结婚，生子的时候，他 还在寻找梦想，他还在执着地为内心的需求和理想而肆意挥洒和放逐，那时的他还那么年轻，年轻得无法形成一种有力量的聚 集力，但那是一种探索，可贵的探索，因为这探索本身就带着十分的实验性质。他说：“我那时只是想过一种艺术的生活。”

　　在主流与自我间徘徊

　　1992年，苏青来到重庆。当时还在北京的他已经意识到了现实的问题。他说，上世纪八十年代末和九十年代初的 中国发生了太多的变化，而且变化的速度如此之快，你很难坚持，很难不被改变，因为社会的变化影响了你内心的变化，“于 是我放弃了浮燥动荡的北京，来到重庆。”

　　凭借绘画的技能，苏青到了重庆一家广告公司画招贴。是手绘那种。当时的电脑设计还没有大量应用。热爱绘画的他 觉得思想和现实有了亲切的联系。但后来不久，电脑设计开始大量应用。对绘画有着理想情怀的他无法认同电脑的合成，这种 现代化的手段让他再一次感到迷茫，于是他放弃了广告公司的工作，成为一名无业人员。

　　1996年底，有着音乐天分的他很快又和几个志同道合的年轻人组建了一支他们自已的乐队“盒子乐队”。

　　1997年的重庆，在江北观音桥那片有一个叫“建北9号文化走廊”的场所。那里曾经是重庆很有名气的艺术圈子 ，苏青和他的乐队就曾经在那里演出。他也是最早活跃在重庆的地下音乐人之一。

　　每天夜里，他和他的乐队成员穿梭于酒吧间。这是一群年轻而无所谓惧的人，他们不知道前面会有什么，也不太去想 、去思考，一味地活在当下，生活放纵而混乱，只是觉得快乐和自由，这种感觉足以抵抗物质的缺乏带来的烦忧。他说，那段 时间在重庆的生活很快乐，很单纯，和市井的生活很近，很亲切，都是一些跟人的本质很接近的生活。

　　这种生活一直持续到1998年。由于种种原因，乐队成员开始动摇，乐队面临解散的境况。苏青被迫再一次放弃了 这种与理想接近的生活。他说，我一直喜欢过一种自由的生活，因为太自由了，所以始终无法进入主流，而我喜欢这样。但在 某些时候，因为要生存，你不得不妥协，而这种妥协在某种角度也是一种探索。

　　就这样，苏青又一次进入正常人的主流生活，他又一次来到广告公司，和上一次不同的是，他没再画画，而是选择了 做策划，连他自己也没有想到的是，这次选择竟改变了他后来的人生方向。

　　不满足于被动的表达

　　经过这么多年的打拼和磨砺而后重新工作的苏青已经不再像当初，完全为了理想而生活，他把自己的理想埋在心底开 始认真地在工作中寻找自己的所需。

　　苏青供职的广告公司是专门为客户拍广告片的。当时任广告策划的他由此接触了影像和摄影，他像发现新大陆一样发 现了影像和自己的关系。他说，显然，影像能够表达更多的东西，它更强烈，更直观，更易于传播，它包含了更多的元素。就 这样，他又学会了影像拍摄并且爱上了这种表达方式。

　　这次他在广告公司一呆就是几年。在这几年里，他积累了丰富的拍摄经验和技巧，同时也学会了如何与客户打交道。 但很快，他就发现这项工作的局限性，他说，当你为客户做片子的时候，你无法真实表达自己，你只是在为别人而做。

　　开始时，这种感觉并不强烈，但随着工作的深入，苏青来越觉得自己不能满足于这种被动的表达，“我需要自由地表 达自己想表达的东西，但这在工作中却无法得到满足。我感到郁闷，从那时起，我开始一边工作一边思考这个问题。”

　　为了追求为了爱情

　　米娜，土生土长的重庆女孩，年轻漂亮而充满活力。北京服装学院念书，毕业后留在北京。2000年，因为工作原 因，在重庆，她认识了苏青，从此两人开始了爱情和事业的紧密结合。

　　提到米娜，苏青的言语中流露出自然的幸福。他说，我们是因为拍一个广告片认识，在工作接触中，发现彼此思路一 致，合作很愉快，由此保持联系，发展成感情，我们都是比较单纯自然的人，两人在一起，思想上比较接近。

　　认识米娜以后，苏青开始考虑更多的问题。而此时的他有一种强烈的感觉，他需要寻找一种更新的东西，而这种东西 是目前的重庆无法给予的。他再一次想到了北京，这时候，他已经意识到要拍自己的片子，需要有一个大的环境，需要有一片 更丰富的土壤来实现自已的艺术表达，而北京无疑是最好的选择。

　　但这就意味着他将放弃在重庆积累多年的资源，他说，你要知道，你想要获得另一种东西时，就必须舍去你已有的一 部分。就这样，为了心中更高的追求，也为了能和米娜长期呆在一起，他又一次作出了重大的选择，再上北京。

　　用记录片表达自我

　　2001年初，苏青带着梦想重新来到北京。和全国各地北飘寻梦的人一样，刚到北京的苏青面临的首要问题便是生 存。为了生存他选择了在电视台做广告，也曾在中央三台的《岁月如歌》栏目做过节目。为了多挣钱，他还拍了不少商业广告 片，这段时间，他为身体的需要、而不是思想的需要而做事。他说，“我很清醒，挣钱不是目的，我最终要做自已想做的事情 ，这只是一种必要的铺垫和准备。”

　　2001、2002年，苏青用了两年时间积累了第一笔资金。2002年五一节前夕，朋友打来的电话多是征询五 一节的出游计划，而他却毫无心情。几年来沉淀下来的用影像表达自我的想法困绕着他，令他既兴奋又惆怅。他跟米娜说，咱 们五一节别休假了，去拍纪录片吧，我们要拍一些不一样的东西。

　　这时，他开始真正成为一名名副其实的独立记录片制作人。

　　“我为什么要选择自己独立做片子？那只是一种表达，我用DV机拍那些普通人，关注他们的生活，他们的愿望，他 们的话语权，我只是想用这种方式让人们知道我在想什么，我要用自已的眼睛看世界，用记录片来表达自我。这种想法由来已 久，现在我终于可以做了，”他说。于是有了给他带来成功的影片《白塔》。

　　两个快乐的小老鼠

　　《白塔》讲述的是聋人景明和王瑞的爱情故事。

　　苏青想通过这个片子，让人们去关注残疾人的内心世界和他们的生存方式。通过真实记录他们的生活来反映我们生存 之外的世界。在这部片子里，他没有用先锋的手法，也没有实验的观点，只是运用普通的影像，将镜头对准一个残疾人的世界 。

　　为了拍这部片子，他和米娜用去了所有的几万元积蓄，到了片子的制作后期，为了省钱，一个在秦皇岛的朋友对他说 ：专业设备任你使，还不要钱。“MYGOD!天下竟有这等好人好事让我赶上，赶紧就去了”。就这样，在2003年炎热 的8月，他和米娜在秦皇岛剪片子剪得不亦乐乎，每天干到早上迎着朝阳回住处。路上一人来一碗热乎乎的羊肉汤，啃个饼子 ，还经常“整一瓶儿晨啤”，然后回到20元一天租来的某娱乐城楼后的小黑屋睡觉。下午他们在睡梦时隔墙便歌舞升平，狂 吼“便衣警察”，深夜，美丽的秦皇岛吹着皮皮虾味儿的海风，寂静，略微荒凉。他们趁着夜色潜入朋友所在单位的机房，搬 弄着电脑里那些声音和画面的数字块，像两个快乐的小老鼠。还常常为了一个镜头、一个特效争论不休。就这样他们有自己的 第一个“孩子”。

　　苏青说，我一直在思考一个问题，聋哑人能不能跟正常人很好地相处，跟正常人结婚之类的，能否幸福。后来我就带 着这个问题去拍摄了《白塔》这个故事。我关注聋哑人，是因为那其实是一个很大的社会问题，他们代表了一种生活，这种生 活与社会有直接的联系，从他们身上能看到很多让我思考的东西，因为他们的思想其实是正常的，但表达方式不一样，这种不 一样造成了一种对抗，而这种对抗更能表达人与社会的关系。

　　终于找到自己方向

　　毫无疑问，《白塔》在国际上的获奖标志着苏青的成功。

　　他说，获奖以后，更坚定了我的信心，我以后还会拍这种不带任何功利目的的片子，我更清楚地知道自已适合做什么 ，该做什么，并且我也可以比别人做得更好。我终于找到了自己方向。

　　现在，苏青和米娜的一部拍摄家庭故事的片子已经完成，还没做后期，另外一个计划是拍一个访谈，关于人与历史的 ，将采访一些年龄较大的聋哑人，讲他们自已的成长经历，他们和社会发生的某种契合，通过这样的角度来表达人与社会的关 系。

　　谈到在重庆的近十年生涯，苏青说，在那些年里，给了他足够的人生经历和底气，当你需要做成某件事情的时候，你 必须要有足够的底气，只有那样才能驾驭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