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毛飞
11月23日，在北京举行的海淀高校预防艾滋病宣传活动中，海淀区卫生局带来的2500只免费安全套没能在北京大学与清华大学顺利发放，北大与清华分别将安全套留在了学校红十字会与校医院。(11月24日《新京报》)
笔者认为，北大、清华对免费安全套亮起的这盏“红灯”颇有积极意义。这盏“红灯”促使我们反思一个问题：宣传预防艾滋病就非得现场发放安全套吗？
现场免费发放安全套与预防艾滋病宣传活动捆绑在一起，这早已成为习惯现象了；而且，不少人也赞成这一形式，将其誉为进步、开放的象征。但人们忽略了一个事实：这种看似进步的宣传模式暴露出我们社会生活中一个传承许久的思维习惯，那就是无视公共事务公共性与私人生活私密性之间的界限。
艾滋病已成为社会问题，以预防艾滋病为主旨的宣传活动乃是具有公共性的公共事务，必然要向社会公众毫无保留地公开；安全套是一种与个人私生活密切相关的物品，在中国的文化背景下具有天然的私密性，因此领取安全套也就成为具有强烈私密性的私生活行为。以免费发放安全套作为预防艾滋病的宣传形式，意味着将人们从隐秘的私生活中拉入到阳光刺眼的公共空间中来，让私生活暴露在公共视野之中，这其中体现着公共性相对私密性的压倒性优势———为实现公共性的目的，以牺牲私生活的私密性为代价。这种忽略公共性与私密性界限、以公共性压倒私密性的思维习惯，一直活跃在我们的社会生活中，而安全套是一件重要道具。
在反感这种思维习惯之外，我还质疑这种宣传模式的实际效果。以在大学免费发放安全套为例，大张旗鼓地现场发放让大学生体验到一种莫可名状的压力。首先，大学校园是一个典型的“熟人社会”，现场领取安全套只会将自己的私生活欲望暴露在熟悉的同学面前；其次，大学又是一个备受社会关注的公共领地，大学生领取安全套又容易引发公众对大学生形象的褒贬议论。私生活暴露于公共视野必然引发人们内心的羞耻感，这种羞耻感带来的巨大压力只能让不少大学生退避三舍。
因此，即使为了达到宣传预防艾滋病这个崇高的公共目的，我们也必须想尽办法维护私生活的私密性。无论北大、清华的校方是否意识到了这一点，但他们点亮拒绝现场发放安全套的“红灯”，在客观上维护了私生活的私密性。面对这盏“红灯”，预防艾滋病宣传工作的组织者应有所思考：性生活并不是传播艾滋病的惟一渠道，免费发放安全套也并非宣传预防艾滋病的最佳形式。简言之，我们需要更丰富、更具有现代性的宣传方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