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祖桦专栏
10月下旬召开的十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十二次会议审议《治安管理处罚法(草案)》(一读)和近期地方上接二连
三发生的警察滥用权力案件，使得“警察权”再度成为吸引公众眼球的高曝光率名词。
对于警察的功过无论怎样评说，其在维护社会治安和秩序方面发挥的独特功能是无法否认的。在人群庞杂、利益分殊
、冲突频仍的现代社会中，人们对于安全和秩序的需求越来越迫切。因此，警察的作用是难以替代的。不过，事实表明警察权
太大也不好，因为它会形成一种特权，并反过来损害人们的安全与自由权利，譬如执法犯法，在执行公务的时候不出示证件，
随意侵入公民私宅，刑讯逼供，超期羁押，滥施处罚等，都是民众深恶痛绝的。2003年发生在广州的孙志刚事件就充分印
证了这一点。以至有学者痛陈“警察权的膨胀是现在中国司法面临的最大问题”。
于是就产生出“警察权多大合适”的问题。对警察行使的检查权、拘留权、逮捕权、搜查权、佩备与使用枪支的权力
等等，要不要加以限制、怎样加以限制以及限制的边界在哪。
那种把警察当成国家机器或者统治工具的思维是违背时代潮流的，是政治不文明的产物。普遍人权得以保障的前提就
是警察权的正当行使，如果警察权不正当行使，就容易产生侵犯人权的现象。从近代宪政发展的历程看，关于人权的保障，实
质上就是一部反对司法专横和行政权力滥用的历史，是从制度上防止人权被侵犯、争取正当程序保障的历史。这就要求警察在
行使公权力的过程中首先必须注入现代法治的理念，体现出政治文明的精神。而在强化现代法治意识当中，注入尊重和保障人
权意识，则是一个核心的理念。
在警务部门强调“警民共建，警民一家”的同时，不应忘记“警察”(police)一词其实就有“统治管辖”之
意，而这种统治管辖所依靠的，决不仅是政府的权威，更为根本的是关怀社会中的个人权利。警察权不能“处于社会之外和社
会之上”，而应当被置于社会监督和法治之下，惟其如此，警察权才是正当的与合法的，社会才能保持和谐与安定。
根据宪政理论，警察权如同一切公权力一样，如果不加以限制就必然会无限膨胀，逐步走向腐败，危及公民权利。应
当加强对警察权的监督和控制，只有这样才能减少警察权力与公民权利的冲突。警察权多大合适亦即警察权的边界只能由法律
厘定。对公民来说，凡是法律没有禁止的都是合法的。对警察来说，凡是法律没有授权的都是禁止的。
(作者系哈佛大学访问学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