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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闻主体：尽管有北京棋院院长的资历和在国际棋界的影响力，谢军却因为笔试成绩未进前五名而无缘北京市体育局副局长的职位。
由谢军落选北京市体育局副局长，笔者联想到前几年牛群的从政经历。牛群是娱乐界
的大腕，谢军是棋界的明星，这两位在社会公共生活中的名气和在各自领域的影响力可谓旗鼓相当。但牛群当年的顺利任职和谢军本次的无奈落选，却绝非仅仅是个人的得失，这其中还折射出体制外选拔官员的方式正走出盲从、走出朦胧。
程序上的公正、公开应当是体制外选拔官员、引进人才的底线。牛群当年顺利通过蒙城人大表决，当选为副县长，在很大程度上依赖于当地党委和政府的推动和“引荐”。未经常规的提名、考评、征求意见，这种“空降式”的任职程序在当年曾备受质疑，但最终质疑却让位于当地政府的“宏观考虑”。而纵观谢军的“备考”之路，却需要经过自愿报名、资格审查、笔试、面试、组织考察等一系列看似繁琐的步骤，这种看得见、易知晓的选拔程序，从根本上保障了体制外选拔官员的公正与公开，排除了选拔过程中非理性因素的影响。
理性看待“名人效应”是体制外选拔官员、引进人才的应有之义。体制外选拔官员的根本目的是改善干部结构、加强执政能力、提升政府管理的水平和提供公共服务的质量，而绝非“选明星”、“选学位”。牛群的先例和谢军的尝试并不是孤立的事件。近年来，“明星从政”、“博士做官”一度蔚然成风，经过实践的检验，既有成功的做法，也有失败的先例。作为地方政府活跃地方经济、大力引进人才的一种尝试，“明星从政”、“博士做官”确实改变了长久以来单一的官员选拔标准和来源，在一定程度上还改变了官场的风气———明星的名气可以扩大地方政府的影响力，吸引外部投资；博士的学识可以提升政府管理的水平和层次，提高行政效率。但不可否认，名气不是长盛不衰的，更不能等同于信誉和才能；博士学位是学术水平的重要表征，却不能替代政府官员作为公共服务提供者的实践经验和应变能力。
体制外选拔官员必须更加注重民众的选择和诉求。市场经济条件下的依法行政，把政府定位于公共管理和社会服务的提供者。因此，作为政府的有机组成部分，官员的首要职责应当是服务而绝非作秀。无论是体制内选拔官员，还是体制外引进人才，如果忽视了服务对政府的重要性，而把名气与单纯的学位等非理性因素纳入选拔的标准，无疑在选拔的初衷上就走偏了道。
牛群在蒙城取得的成绩有目共睹，比如扩大了蒙城的知名度、造就了“五子牛”这样的品牌，但是任内因政企不分所引发的项目亏损、债务纠纷，应当由谁来买单？作为“引进人才”，牛群可以一走了之，可是参与了投资与建设民众的损失由谁来补偿？这些问题可能是当初请明星从政者所未考虑的，但寻根溯源，根源正是体制外选拔官员程序的虚置、标准的非理性化和目标的错位。
谢军在落选之后显示了成熟的平和心态，并表示“下次有机会还会参与竞争”。把竞争而非名气作为参与官员选拔的动力，无疑是候选人对现行选拔标准和程序的支持和肯定。
对“明星从政”、“博士做官”，我们不能一棒子打死。只要符合程序公开和公正，并排除了非理性的选拔标准，当选者如果是明星或者博士，可能更容易得到民众的支持，更能促进管理水平的提高。而对于选拔者而言，借鉴牛群卸任时的经验教训，鼓励谢军落选后的积极心态，对于进一步规范体制外选拔官员的程序、标准和目标，无疑具有与众不同的推动作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