江南时报：苏州官员的居安思危情结

　　日前，中国政坛又上演了一段传奇：中共苏州市委的最近3任书记均升任了省长。刚刚离任的王珉升任吉林省代省长，王珉之前的两任苏州市委书记———梁保华与陈德铭，也先后升任江苏省省长、陕西省代省长。此前，苏州原市长章新胜已升任教育部副部长；苏州下属的县级市昆山、张家港的市委书记李全林、张卫国、蒋宏坤分别升任江苏省副省长、南京市市长。苏州市现任市长杨卫泽也已经被任命为同为地级市的无锡市市委书记。

　　一个地级市的党政领导在短短几年内尽皆升职，为省内省外输送出大批高级干部，这在国内政坛实属罕见。在这一罕见现象的背后，是苏州市近年来取得的惊人业绩。同时，一句成语也被党政干部们异口同声地不断重复———居安思危。

　　看得出来，做了将近四年的苏州市长，杨卫泽对苏州的感情已经很深。他没有过多地向记者介绍其骄人政绩，而是不断强调：苏州的确到了必须随时居安思危的时候。居安思危不是一句空话，必须落到实处，变成行动。与杨卫泽交谈之后，记者又采访了苏州所属的张家港、常熟、昆山三个县级市。三市的市委书记曹福龙、杨升华、曹新平念念不忘的，还是居安思危！

　　一颗被割下的头颅，怒目圆睁、须发戟张的伍子胥的头部塑像，即将被安放到苏州古城胥门———这是苏州市政府刚刚做出的决定，目的是提醒全市人民居安思危，就像2500年前伍子胥苦苦告诫吴王夫差居安思危一样。

　　每一次发展都源于居安思危

　　杨卫泽说，苏州市改革开放以来的历史表明，每一次大发展，都源于思想上的居安思危。改革开放初期，当时苏州的农业在国内显著领先，正是居安思危，他们才千辛万苦发展乡镇企业，打下了工业化的基础；上世纪八十年代中期，正当乡镇企业如日中天时，他们再一次居安思危，拼命发展外向型经济，如今年度引进外资已居全国城市首位，利用外资已占全国1/6、全球1/60，成为国际重要的高新技术制造业基地；进入新世纪后，还是由于居安思危，他们大力发展民营经济，数年之间，民营经济总量已进入国内城市前5位。杨卫泽说，如今的苏州，GDP已居全国城市第5位，财政收入居第6位。人均GDP5700美元，是全国平均水平的4倍，全省平均水平的2倍。同时在精神文明建设、教育、文化、环境保护等许多方面都处于国内领先水平。

　　但是，用科学发展观来要求，按全国、全省全面小康和基本现代化排头兵来要求，从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来要求，苏州面临的挑战还很大，有的问题还非常严重。

　　主要表现在以下方面：其一，从思想上，许多干部被过去取得的成绩所迷惑，忽视现在面临的严峻形势；所辖各县级市经济普遍较强，全市经济总量较大，一些干部因此不能看到市区较弱的事实；外向型经济较强，其他方面并不怎么强，而某些干部却以为“一俊遮百丑”，不重视其他问题的解决。其二，从产业结构上看，第二产业比例过大，第三产业比例却只占GDP的34.1%，远低于世界64%的平均水平；服务业滞后，城市化程度偏低；在第二产业方面，大量依靠外资企业，本地原创性技术偏少，研发能力较弱；目前的发展动力主要是投资拉动、出口拉动，而消费拉动的力量较弱。其三，从人民生活水平上看，由于以制造业为主，职工收入主要来自打工，故收入水平与国内其他一些GDP相近城市相比还偏低。其四，从可持续发展方面看，以往的发展消耗资源如土地资源过多，环境污染问题还比较严重；资源利用率较低，能源综合利用率只有30%至40%，比发达国家的60%差很远；目前苏州人均拥有耕地不足0.5亩，已低于联合国粮农组织设定的警戒线。杨卫泽认为，中央关于树立和落实科学发展观、宏观调控的方针政策对于苏州十分及时。

　　反思以往发展中的种种失误

　　在与记者的讨论中，苏州的干部们对以往的种种失误进行了反思。

　　他们首先反思了与上海的关系，发现了自己的不少失误之处。明清时期，苏州曾是全球10大都市之一。太平天国以后，苏州的地位被上海取代。100多年来，苏州的发展与上海紧紧相连。解放前，作为上海的“后花园”，苏州的服务业曾经有过一度畸形繁荣。解放后，畸形繁荣消失，苏州一步步下降为一座中小城市。改革开放初期，来自上海的“星期日工程师”在苏州乡镇工业的崛起中帮了大忙。近十几年，苏州开放型经济的迅猛发展与上海的浦东开发直接相关。苏州人发现，正确处理与上海的关系时，他们总是获益匪浅，反之，则陷于被动。比如，前些年苏州流行一个观点：因为旁边有个上海，当地人购物、消费喜欢去上海，苏州发展服务业没有前途。这一观点直接导致了苏州服务业的长期滞后。尽管苏州目前常驻境外人士已有数万人，但由于本地各种饮食、购物、娱乐服务跟不上，只好眼巴巴地看着他们跑去上海消费，许多在苏州工作的外商因为在苏州生活不便只得住在上海，既影响了本地经济的发展，又增加了境外人士生活的困难。本地物流业发展的滞后，过分依赖上海，不仅减少了本地收入，还大大增加了外资企业的商务成本。

　　又如，科技和人才是上海的显著优势，可是苏州在近年的发展中却从中得益不多。文化、教育、旅游发展的滞后，也让苏州人深深反思。他们发现，苏州在这些方面虽然都是“全国先进”，但与迅猛发展的形势相比，他们的观念还是大大落后了。如在职业教育方面，苏州似乎一直走在全国前列，但仔细一算，全市现有的职业学校在校生共有12.5万名，每年毕业一个年级4万余人，而全市每年新增的就业岗位却有30万个，因此往往是职校学生还没毕业就被一抢而光，可是许多人还沾沾自喜，没有看到形势的严峻！

　　在旅游方面，苏州虽然景点很多，但由于宣传不够，交通不便，购物、饮食、宾馆、娱乐跟不上，潜力远远没有挖掘出来。如果没有居安思危的心态，这些问题很难发现。张家港市市委书记曹福龙对记者说，在今年9月国家统计局公布的全国“百强县”中，张家港名列第4，乍一看很不错了，可是，该市在“发展潜力”一项指标评比中，居然只列第155名！原因是该市在人均耕地、公路密度、高速公路等方面大为落后！“真是一巴掌打醒梦中人啊！”曹福龙感慨地说。

　　从短处中找到动力

　　“现在外界对苏州的肯定和赞扬很多，批评也不少。我们对批评更欢迎，因为它可以帮助我们找到努力的方向。”杨卫泽诚恳地说。昆山市市委书记曹新平也有同感。他举例说，正是由于外界批评昆山土地使用过多，才促使他们想方设法挖掘土地利用的潜力。

　　今年以来，仅靠收回已经转让出去但两年没有动工建设的土地，昆山市就“搜”出土地6000多亩。他们还想出了许多集约使用土地的好方法。如果不是居安思危，谁会想到土地利用率已是中西部地区的5至10倍的昆山还有这么大的潜力呢？

　　有人批评昆山过分注重GDP，他们也从正面加以理解，静下心来发现和解决一些与发展不相协调的问题。比如，昆山近4年外来人口猛增48万，带来了不少诸如民工子女教育、民工思想政治工作之类的社会问题。他们今年为此专门提出了一个“新昆山人建设”计划，以“共处一地，共树新风，共保安宁，共创繁荣”为目标，突出教育、管理和服务，大力提高外来人员素质，避免出现“边缘化群体”，得到了外来人员的热烈响应。

　　常熟市委书记杨升华对记者说：“中央宏观调控的政策，促使我们重新审视了许多问题。过去单个解决的问题，现在我们正在设法整体考虑。”常熟市今年年初提出了一套城乡一体化的整体计划。以“农村变城市、村庄变社区、农民变市民”为目标，用12年左右的时间，建设一批农民集中居住区，每区容纳人口5000以上，全市建120至150个区。这个目标实现以后，不仅可以让农民享受到和城里人几乎一样的居住、医疗、教育、文化、娱乐、保安等条件，过上现代化生活，而且便于社区管理，帮助农民增加房产，同时还可以增加10万亩耕地，使全市耕地面积比目前增加50%。“过去农民一生都在建房子，从草房、瓦房、楼房到别墅，折腾得很厉害，占地又多，可还是农村的水平。”杨升华说。

　　杨卫泽说，外界对太湖环境保护的意见，对他们也起到了很好的清醒作用。10年前，苏州曾将开发太湖提上日程，但今天，他们却改变了主意。市委、市政府认识到，开发太湖资源是未来苏州的希望所在，但目前大规模开发太湖还为时过早，因为他们既没有这方面的资金，更没有这方面的眼光。

　　“人贵有自知之明。只有看到不足才会有进步。”杨卫泽说。

　　20多年来，在中国经济和社会发展的舞台上，苏州风光无限。一任一任的市委书记、市长们就像接力赛一样，每一任都在前任的基础上大有建树，都保持了苏州这一列快车高速、平稳地前进，都为后任留下了一个“好摊子”。如今，创造人间“新天堂”的历史接力棒又传到了新的苏州领导者手中，他们将会为国人带来怎样的一个新苏州呢？人们期待着。(记者 焦然 李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