河北易县教师被强缴献血捐款(图)

http://www.sina.com.cn 2004年11月28日11:29 海峡都市报

献血点的工作人员在量血压前认真核对献血者的身份证

　　法律规定的自愿献血变为“政治任务”，河北易县教师每人被强制交纳50元“献血捐款”，校长为完成献血指标找来卖血人。

　　在易县的无偿献血点，记者在墙上看到了一条标语———“适龄健康公民有无偿献血的义务”。然而，翻遍《中华人民共和国献血法》的每一项条款，根本无法找到“义务”两个字。能找到的只有《献血法》的第二条规定，“国家提倡十八周岁至五十五周岁的健康公民自愿献血”。

　　现场目击

　　找来卖血人当“替身”

　　11月25日，记者来到河北省保定市中心血站在易县设的临时无偿献血点。据工作人员称，他们是轮流到各县采血，计划在易县采血的时间一共有13天，目前为止已经工作了一周，有1000多人在此献血。

　　“说说看，你们学校在哪儿？”保定市中心血站体检和献血科的牛主任把手里攥着的三张身份证举在眼前，眼睛紧紧盯着面前的三个年轻小伙子问道。

　　三个小伙子嗫嚅着，没有人能够给出清楚的回答。

　　牛主任早就料定似的笑了一下，又叹口气说：“回去吧，你们这样的我见得多了。”

　　这时，站在一旁的易县某中学校长急忙开口：“他们真的是我们学校的老师，刚来实习的，您就让他们献了吧。”

　　“实习老师？”牛主任一边笑着摇头，一边把手里的身份证塞还给校长。在这个临时献血点，记者转了一个多小时，亲眼目睹像这样因用假身份献血而遭到拒绝的例子共有4起，他们冒充的身份，有的是学校老师，也有的是其他机关单位的员工。

　　然而被拒绝者往往不会轻易死心，那位校长就硬和其他两名同来的老师一起把牛主任拽到墙边，急切地求情。在校长的不断恳求之下，牛主任回答道：“让他们献也可以，但你必须告诉我他们的真实身份，登记表上也要填他们的真实姓名和联系地址。”校长这才吐露实情，原来，那三个小伙子确实不是老师，而是学校“请”来完成献血指标的农民。

　　在这个献血点门外，有数十人都是三五成堆地站在那里，“献血替身”的交易几乎半公开地进行着。记者听到一名中年男子正用手机大声地请示：“现在都涨价了，我找着一个愿意500元的，行不行？”

　　血站工作人员

　　冒名献血存在隐患

　　记者注意到，对于冒名顶替献血者，血站的工作人员格外警惕，无论是取血样，还是量血压、查内科，直到最后采血，每一道程序上的工作人员都要对照身份证进行查验，而且看得相当仔细，遇上可疑的还要盘问上两句。

　　不过，并不是所有被查出是“献血替身”的人都会被拒之门外，有些人离开了，有些人则在工作人员的监督之下按真实身份证上的姓名和地址登记后继续献血。

　　“其实对我们来说，什么地方、做什么工作的人来献血都是一视同仁。”保定市中心血站的牛主任很认真地解释说，“但关键有两条原则，一是必须体检合格，那些经常卖血的人，血液质量不行，一旦被我们认出来肯定是不能要的；二是一定要登记真实姓名和联系方式。”

　　记者问，为什么会有冒名顶替的献血行为呢？牛主任说，无偿献血本来是做好事，是一种献爱心的行为，但人们对于献血的认识有一个发展过程，特别是农村地区，现在有人还有顾虑。“其实我们搞这个工作的人就知道，献血对健康没有任何损害，我一年要献两次。”牛主任说。

　　牛主任表示，有些单位和个人找他人甚至是找“职业卖血人”冒名顶替献血的行为，给血站的工作带来了许多额外的压力。为了排除用血隐患，工作人员必须道道程序“验明正身”，一旦把关不严，发现血液问题后就会连献血人是谁都找不到。

　　记者又问，根据我国的《献血法》，公民献血是自愿行为，如果有人限于观念上的误区不愿意献血，那么不献就行了，为什么还要花钱请别人来献呢？

　　牛主任沉吟了一会儿，没有正面回答这个问题。他表示自己对于献血人员的组织工作并不清楚，血站每到一地，主要都是由当地政府负责动员和组织各单位人员来献血。

　　中小学老师

　　凭啥要交“献血捐款”

　　“确实有献血宣传动员，”易县某小学的一位女老师想了想，告诉记者，“校长给我们开过会，强调说这是一项‘政治任务’，必须完成。”

　　在得到记者的匿名保证之后，这位女老师告诉记者，献血指标是县教育局分配给学校的，他们学校就“依葫芦画瓢”，接着把指标下派，一直派到教研组。去年，她所在的教研组就分到这样一个指标。

　　“那个月，我们每个人的工资都被扣了50元的‘献血捐款’，说是教育局统一收的，要拿这钱补助给献了血的老师。但我们教研组还是有一个献血指标，大家又都不愿意去献血，结果就每人又凑了60多元钱，从农村找了一个人，才算把指标给完成了。”

　　另一位小学女教师则向记者出示了一张学校会计去年给她写下的字条，在上面所写的133元各式各样的工资扣款明细，其中有一项就是献血捐款，数额为50元。

　　这位年轻教师告诉记者，她每个月的收入仅为600余元。“其实我们在县城还好些，农村中学那些老师的收入更少，但这50元钱是全县老师人人都得扣的。”她说，“要说是捐款，就应该是自愿对不对？哪儿有从工资里统一扣的道理？”

　　记者问：“如果不交‘献血捐款’会怎样？如果完不成学校派的献血指标又对老师有什么影响？”

　　这两位老师都摇着头表示，老师们私底下对于“献血捐款”很不满意，但没听说有人不交捐款或是拒绝完成指标：“校长说这是从市里下派的‘政治任务’，必须完成，还老拿‘下岗’吓唬人，谁敢啊？反正人人都扣钱，也没啥多说的。谁摊上献血指标就只能去献，或者花点钱找人顶替了算了。”

　　中小学校长

　　上头摊派有啥办法

　　给老师下派献血捐款数和献血指标的易县中小学校长们，在献血的日子里心情也不轻松。

　　易县一位乡镇中学的校长情绪激动地对记者说：“身为一校之长，带头弄虚作假，你以为我就愿意吗？实在是被‘任务’压得没办法啊。”

　　这位校长所在的中学一共有教师30多人，今年教育局给他们分配的献血指标占了教师总数的近四分之一。按惯例，一献血就得休假一周，所以毕业班老师不能献，已经献过血的老师不好意思要求人家再献，身体不合格的老师又不允许献。但指标是个硬数字，“本校老师完不成，那就得找人，反正领导说了，你就得完成”。

　　另一位易县的小学副校长说：“现在我们师资很紧张，全都‘一个萝卜一个坑’，老师一献血，还得掏钱去请代课老师，我们其实也很不愿意自己学校的老师去献血，但是没有办法，上级给的任务在那里摆着啊。”

　　这位副校长还说，对老师的献血宣传动员工作也很难做。在前年要求的还不是献血指标而是上站指标（指上血站进行体检预备献血的人数）时，他们学校被派了80多个上站指标，一体检，80多人里只有他一个人合格。结果，这位副校长就成为该校那一年中惟一的一位无偿献血者。

　　记者问：“如果学校完不成教育局分派的献血捐款数和献血指标怎么办？”

　　校长们的回答几乎一样拗口而坚定：“不能完不成，别的学校都能完成，我也一定能完成，就算实在完不成，也要想办法完成。”

　　教育局局长

　　“政治任务”我也头痛

　　当校长们对着教育局下派的指标发愁的时候，易县教育局局长张国岽也自认有一肚子难言的苦处。

　　“保定市组织易县献血，差不多是两年三次这样的频率，这回已经是第五轮了。”张国岽局长表示。前三轮组织献血还是派的上站人数指标，但因为体检合格率太低，献血总量不够，从去年起，县里就开始直接下派献血指标：“全县吃财政饭的，教育系统人数占了一半，献血指标是县政府分给各个机关局的，今年全县2700个献血指标，分给教育系统801个，这还真算是照顾我们了。”

　　张国岽局长对自己下属的难处也很了解，他甚至很清楚地知道，因“供不应求”，“献血替身”的价格已从去年的400元涨到了今年的五六百元。但是，这801个指标总也得不打折扣地完成，于是教育局就按各学校的人数比例，再把指标分解了下去。

　　“献血捐款那钱确实也是我们教育局收的。”张国岽局长坦然承认，同时他也解释了收这笔钱的原因，“主要原因是两个：第一，献了五轮血了，合格能献血的就是那一部分人，让没献血的人集资给献血的人发补助，也算是在这两者之间找一个平衡；第二，易县别的有钱的系统给献血职工发的补助高，有的每人能给1000元钱，如果我们不补的话，献血老师的心里又不平衡。但我们教育系统经费紧张，就算一人补300元钱，800人就要补24万元，我上哪儿找这24万元去？所以，我们只能通过全县老师集资的方式收钱。”

　　张国岽局长表示，头几次收“献血捐款”并没有人均50元这么多，最初只是10元，但这样一来和别的系统发放的献血补助反差太大，于是就慢慢水涨船高，去年涨到50元。但这样“集资”来的钱还是不够，教育局每年还都要从办学经费里挤出一部分钱来对这块进行补贴。

　　从今年开始，易县教育局实行了新的“集资”办法，即全县300多所中小学轮流分派献血指标，没有分到指标的学校，这一年就不必再向老师扣献血捐款，分到指标的学校，要自己解决本校老师的献血补助问题，学校有钱就学校掏，学校没钱就还是老师集体凑。张国岽局长认为，这是一个比以前合理一些的办法。

　　记者又问起那个同样的问题：“如果教育局实在因为有困难，完不成县里下派的献血指标，又会怎么样？”

　　张国岽局长则说，从来没有完不成过。他又绕回那句记者已经听得耳熟的回答：“政治任务，必须完成，不然我没法向县里交代。”

　　“你去看看易县新闻，这些天，天天晚上都在那里播报各单位完成的献血指标数，我们教育局现在还是‘落后户’呢，我有压力啊。”张国岽局长叹着气说。

　　保定市献血办

　　“指标”不光这里有

　　随着一层层的追访，献血数这项行政指标的来源追到了县政府。县政府办公室负责献血工作的杨宝泉科长告诉记者：“县里的指标实际上又是市里派下来的。”

　　记者和保定市献血办联系采访，一位自称为工作人员的杨先生出面回答了记者的问题。据这位杨先生说，自从1998年以来，保定市根据《献血法》要求，由各级人民政府负责本行政区域内的献血工作，并根据各区县的人口数量，安排了献血的任务数字。

　　记者问：“这个献血的指标数字一定要完成吗？”

　　回答：“应该是这样。”

　　记者问：“如果下面的区县完不成指标数怎么办？”

　　回答：“如果完不成，我们就继续给县里做工作，县里就再继续给下面做工作，直到完成为止。”

　　记者问：“这样是不是会让无偿献血带上一种强制性的意味？”

　　回答：“这种可能性也有，但这种行政手段不光易县有，保定有，全国各地很多地方都有，是一个普遍现象。”据他介绍，随着这几年宣传力度的不断加大，保定市自愿无偿献血的比例逐年上升，到现在已经占到40%多，但另外60%的血量还得按计划走，否则无法保证每年13吨的临床用血量。

　　至于易县教育局所搞的“献血捐款”，杨先生表示献血办也有所耳闻：“我们开献血动员大会的时候都讲过，不主张高额献血补助。国家号召适龄健康公民自愿献血，而且献血对身体无害，这样的高额补助只能事与愿违。我们也跟当地解释了这个问题，不主张他们这样。”

　　当记者问起，市献血办是否知道下面有的单位和个人为了完成献血指标，发生找卖血人冒名顶替的行为时，杨先生表示，确实有这种事情，而且今年在易县这个问题特别突出。至于原因，他们也正在分析之中。

　　记者手记

　　行政手段欲速则不达

　　“义务”和“自愿”显然是两个差别很大的概念。法律上的“义务”，是指人必须行为或者不行为的命令性规范，具有强制性。如果说适龄健康公民有无偿献血的义务，那就意味着他们必须无偿献血，这与《献血法》提出的“自愿”原则，显然是相悖的。

　　但是在现实中，我们也不得不看到，使用“提倡”、“鼓励”、“宣传”等等这些《献血法》上规定的手段，很难立竿见影地满足临床用血的庞大需求。那么，对法规原则进行有意无意的误导，用行政手段硬派所谓“指标”，就是一剂得当的“速效药”吗？

　　在易县，因为无偿献血的公益行为被异化成了一部分人的“政治任务”，没有分派到指标的更大一部分人就理所当然地认为，无偿献血与己无关；被分派到“指标”的人，因为是“任务”，本属献爱心的好事则被视为一种负担，甚至产生疑虑和逆反心理。于是，在“行政指标”的高压之下，结出了摊派收费、弄虚作假、甚至有“血头”组织卖血等种种恶果，还给用血安全埋下了隐患。

　　易县教育局局长张国岽在接受采访时曾经感慨：用行政指标推行无偿献血本来是好意，但却让无偿献血“变了味儿”。漠视法律原则，用简单的行政手段高压，不论愿望的出发点有多好，却正应了那句老话———欲速则不达。

　　1999年5月8日上午8点45分，到北京务工的河北易县人于盈申，主动挽起了袖子，成为北京市无偿献血车首次街头采血的第一位外地献血者。此事被媒体广泛报道，令易县人感到光荣。

　　5年后的今天，在于盈申的家乡却有人向记者反映称，易县的中小学这几年一直被教育局下派的献血指标所困扰，而且一到保定市中心血站来县里采血的日子，凡没有献血的教师，人人都要交纳50元的“献血捐款”。同时，为了完成被上级称为“政治任务”的献血指标，一些学校的校长甚至不得不动开了“歪脑筋”。

　　Ｎ据《北京青年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