救助艾滋孤儿置身风口浪尖(组图)

http://www.sina.com.cn 2004年11月29日09:06 沈阳今报

　　特派记者张晓宁吴强文并摄

26岁的李丹看上去仍然像个学生。

　　虽然更多的时候只能吃面条，但“阳光家园”里的艾滋孤儿生活还算不错。

李丹创办的艾滋孤儿学校如今空荡荡的。

美丽的“阳光家园”硬件远远好于软件。

　　听新闻中的人怎么说

　　善良、勇敢、坚韧、自信，在26岁的李丹身上恣意绽放。艾滋是个敏感的字眼，李丹习惯于将自己的事业称为“风口浪尖上的事业”。在又一个世界艾滋病日到来之际，我们被一路走来的李丹所感动。

　　2003年7月，身为中科院国家天文台太阳物理专业研究生的李丹毅然放弃了自己苦读七年的天文学专业，一心投入到艾滋孤儿救助事业。当年10月24日，李丹在河南商丘创办了“东珍艾滋孤儿救助学校”。

　　今年3月，存在不足六个月的“东珍艾滋孤儿救助学校”被商丘市政府以“没有合法办学手续”的名义关闭。随后，质疑商丘方面做法的声音纷至沓来……

　　12月1日是“国际艾滋病日”，今年的主题是“预防艾滋病，你我同参与。”11月15日，今报记者与李丹一同走进河南，在感受艾滋病人的酸甜苦辣中，也聆听到了李丹这位将全身心都投入到艾滋病防治事业中的年轻人的心声。

　　A.知识分子的激情与责任

　　［关键话］看了那个故事以后，觉得那些挣扎在生命边缘和歧视中的艾滋病感染者就很值得帮，当初的激情也转化成了一种知识分子特有的责任。

　　今报：你一个中科院的学天文专业的研究生，怎么会和艾滋病这项事业联系到一起？

　　李丹：当时是一种激情。但真正让我关注艾滋病的，是我和同学偶然间看的那部电影《费城故事》。电影讲述的是一名优秀的律师因感染艾滋病被老板开除，他决意通过诉讼来驱除这种歧视。经过艰难的抗争，律师最终得到了胜诉通知，同时也永远合上疲劳的双眼，但很多艾滋病感染者因此重获平等和尊重。

　　这部电影深深震撼了我。我生在北京，可能和我一样，在大城市生活的人，平时很难看到你可以去帮助的人，好像整个世界都和太平盛世一样，没有悲伤，没有痛苦。看了那个故事以后，觉得那些挣扎在生命边缘和歧视中的艾滋病感染者就很值得帮，当初的激情也转化成了一种知识分子特有的责任。

　　今报：有了那种想法以后，你又是怎么做的？

　　李丹：当时就特希望有一个艾滋病的感染者能够勇敢地站出来，把自己的痛苦让别人知道，艾滋病感染者也是一个人，也需要平等和尊重。恰在这时，宋鹏飞出现了。宋鹏飞当时只有17岁，是1998年2月因为一次手术输血被感染上的。后来他去一家医院治疗，被医院轰了出来，他就去告状，告当初给他输血的医院。这件事在当时引起很大的轰动，宋鹏飞也很快成为一个公众人物。

　　我们几个同学当时就觉得应该帮他。和宋鹏飞接触上以后，发现他其实很内向，得病以后，本就不多的朋友更加远离他。多数记者采访他也是热衷于那种花边新闻，没有人鼓励他，帮助他。他有一种痛彻心肺的孤独。我们就和他一起玩，时间长了就成了朋友。我们这样做也想向别人证明，艾滋病患者需要关怀，健康人和他在一起不能被感染。

　　今报：那你对艾滋病人的关注又是怎么从城市转向农村的呢？

　　李丹：大四毕业时，突然觉得没法做下去了，毕竟城里的艾滋病患者太少。当时很苦恼，找不到更多可帮助的对象。总不能做了10年，就只帮一个人。没办法，就和其他同学一样，找工作，考研。

　　念研究生时，得知河南有艾滋病村。当时有一点好奇，就决定去开封、商丘下面的村子看看。那里的情况让我们惊呆了。有一家，儿子死了，50多岁的老父亲在坟头哭得一塌糊涂。一名乡干部还说，你儿子得了艾滋病，别人害怕，空气传染怎么办呀，你快把他的遗物和房子都烧了。

　　还有当时盛传的“艾滋西瓜”，无处不印证着当地人的愚昧和无知。你想想那么热的天，如果往西瓜里注进艾滋病人的血的话，不到一个小时，西瓜肯定就烂了，那根本就不可能。

　　从村里回来后，我几天吃不下饭。脑海里一直回放着村里田地中成片的坟包，艾滋孤儿无助的眼神，还有亲人们撕心裂肺的哭声。真的很惨很惨。

　　今报：国家培养你这样一个天文专业的人才并不容易，而你轻易就放弃了，不后悔吗？

　　李丹：这我不觉得。比尔·盖茨不也中途退学做自己想做的事了吗。和天文研究相比，拯救艾滋孤儿刻不容缓，况且，我做这项事业同样也是为人类做贡献。

　　今报：是不是你本来就不太喜欢天文专业？

　　李丹：哈哈。那你可猜错了。我非常喜欢天文。当初考北师大时，我们班几十人就两个是第一志愿报天文专业的，其中就有我一个。

　　B.少人问津的艾滋孤儿们

　　［关键话］和那些走在生命边缘的艾滋病人相比，艾滋孤儿的命

　　运才是最严重的问题。

　　今报：为什么后来你又专门致力于艾滋孤儿的救助呢？

　　李丹：一件事触动了我。一次去商丘的雎县。一户七口之家因为卖血都染上了艾滋病。老伴最先走的，老头也奄奄一息，临死前，老头抓住我们的手说，“我没有希望了，求你们，帮我把孩子照顾好。”

　　这时，我突然发现，和那些走在生命边缘的艾滋病人相比，艾滋孤儿的命运才是最严重的问题。然后，我就想要通过媒体把艾滋病这个事实给揭露出来，引起国家的重视。1月份，我就把这个村的材料寄给卫生部，很快问题被解决了，有人给免费发药。但艾滋孤儿的事儿始终无人问津。

　　今报：是什么坚定了你要救助这些艾滋孤儿的决心？

　　李丹：到2003年的时候，我发现单靠媒体曝光是不能从根本上解决问题的，或许能解决几个村子的问题，但不是全部。中国疾病防治控制中心的一位专家曾预测，到2010年，我国的艾滋孤儿可能会增长到26万左右，这些艾滋孤儿将成为严重的社会问题。就拿一个双庙村来讲，1997年，官方统计的艾滋孤儿有100多人，但四五年后，随着艾滋病的周期发作，剩下的孤儿数量达到800名，这是一个可怕的数字。既然救不了活人，就把他们死后的心愿给了了。

　　今报：当时你怎么会想到要筹备这个学校？

　　李丹：刚开始并没想办一个学校，只是不想让这些孤儿辍学。因为艾滋病死亡者多是中青年人，他们留下的多为未成年子女。这些孩子在父母去世以后，过着无依无靠的生活，有的甚至很小的年龄就出去当童工，小女孩十多岁就被村里的老光棍盯上了。生活充满歧视与羞辱。我就想应该给他们一个最低的生活保障。

　　我开始通过勤工俭学，陆续给一些钱，给他们的学校，给他们家里，但后来觉得这个方法不太可行。出于某种原因吧，村里提供的艾滋孤儿名单有许多水分，可能都和村里的领导有千丝万缕的关系，很复杂。甚至他们家没有艾滋病，没有孤儿，他也说有，就为了骗人几个钱花。

　　今报：为什么放弃直接救助的方式？

　　李丹：有一个摄影师，到村子里一看，挺可怜，但能力有限，给的并不多，每次不足一百元，给完后让这些人回信。可到了半年，没有任何回复，问为什么？得到钱的人却很不屑，“你就给我们七八十块钱，还指望我们回信。”这种单纯的捐款方式只会滋生那些人的懒惰与贪婪，让他们有等靠要的想法。

　　今报：那你是怎么想到要办孤儿院的？

　　李丹：“中国民间防艾第一人”高耀洁教师曾说过，艾滋孤儿身上普遍存在心理危机和教育危机。我就想何不建立个孤儿院，为这些孩子提供更多的东西，心理上的，教育上的。让他们有更多家的感觉。

　　C.夹缝中生存的孤儿学校

　　［关键话］我们学校应该算是民间组织，但并不是与当地政府作

　　对，而是和政府相得益彰，共同为艾滋孤儿服务。

　　今报：私人办孤儿院好像得政府同意才行吧。

　　李丹：是的。2003年4月份时，我们就和当地政府谈了，想办一个学校，因为根据规定，我们必须得和政府合办。

　　今报：当地政府对你们的这个想法支持吗？

　　李丹：刚开始在雎县谈得很好，他们自己也知道有这个大包袱，想早日甩开。但市里说什么也不同意。后来我们又找商丘民政部门。他们开出的条件是钱归民政局所有，我们只负责管理。想想就觉得不对劲，如果最后为学校募捐来的钱被政府做了手脚，黑锅却得我们背着。最后就谈崩了。

　　今报：好像从一开始你和当地政府的关系就不太融洽？

　　李丹：是。我就是看不惯一些官员的态度。发生这样的事以后，不是想方设法去救治，而是捂着盖着，惟恐媒体知道。我觉得为官一任，你就要对百姓负责任。中国古代就有包青天，并不是他一个人的力量就可以解决全部问题，但他能表现出一个亲民的态度，所以就会受到老百姓的爱戴。中国不是有一句老话吗，“事不在大小在态度”。

　　今报：学校最后还是成立了，为什么？

　　李丹：有些东西虽然不合法，但社会需要。为了拯救这些艾滋孤儿，顾不上那么多了，我们的学校应该算是民间组织，但并不是与当地政府作对，而是和政府相得益彰，共同为艾滋孤儿做点事。

　　今报：学校为什么能得以存在半年多？

　　李丹：我们的校址是在商丘的一个寺庙，里面有一些废旧的教室，桌椅都是现成的。相当长的一段时间，我们处于“半地下”状态，一直相安无事。

　　今报：当时这些艾滋孤儿愿意来吗？

　　李丹：一些孩子尽管父母死了，还有别的亲戚。这些亲戚听说孩子要出远门，不太情愿。但在我们那里试读了一段时间，觉得挺好就没意见了。但最大的障碍还是一些人从中阻挠，我们去接孩子每次都得偷偷摸摸。

　　今报：你们怎么能保证这些孩子能受到好的教育？办学的钱又从哪里来呢？

　　李丹：学校的师资没有问题。除我以外，徐大圣和梁艳艳两位老师，分别毕业于北京理工大学和中国人民大学。他们有爱心、耐心，同样充满激情。我们学校主要是靠捐款。有的是朋友给的，更多的则是通过慈善机构。

　　学校成立后不久，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捐助了2万元人民币；海外华人给了3.2万，再加上国内的捐款，我们当时一共有12万元，足够支撑当时学校的运作。后来我的事迹被央视的《面对面》等媒体报道了，影响很大。网上捐款的很多，报名的志愿者也达到了100多人。

　　D.献爱心不必像苦行僧

　　［关键话］单纯指靠国内或国外的捐助并不能长久。商业运作并不等于非法运作。我们不能像苦行僧一样，让被救助的人看不到希望。我们有一个最好的监督者，就是政府。

　　今报：通过慈善机构捐款助学一直是个敏感的话题，常让人和敛财联系到一起，你如何能保证账目的透明？

　　李丹：社会上的一些慈善机构，打着某种旗号敛财的例子并不少，但我们和那些儿童村的负责人不一样。我们有一个最好的监督者，就是政府。我们本来就是在政府不同意的情况下做的一项事业，所以每一步更要谨小慎微。如果我们经济再有问题，政府随时便会关闭我们。可以说，我们身边是有一群老虎在看着。

　　今报：你觉得单纯通过捐助能保证学校的长久吗？

　　李丹：单纯靠国内或国外的捐助并不能长久。学校刚开始，我就打算通过商业运作的方式维持这个学校。我们通过朋友在西藏联系了一个藏香总代理的生意。

　　今报：人的善良一旦和利益挂钩，就难免会带来非议。

　　李丹：商业运作并不等于非法运作。我们当时想做藏香，就是考虑到佛教徒本身也是想做善事的人。我们的出发点就是想帮助别人，没有欺骗。

　　今报：请允许我做这样一个假设，如果你的藏香生意做大了，许多人就会认为，你们的生意之所以做大，是沾了艾滋孤儿的光。

　　李丹：可以这么理解。但我们做这个生意的初衷是为了艾滋孤儿，归根结底是为公益的事业，沾不沾光又有什么关系。

　　今报：你曾经对媒体表示“我不要做贫穷的慈善家”，这句话怎么理解呢？

　　李丹：不知当时是在什么语境说的这句话，但我只想表达一个意思，对于我个人，穷不穷无所谓。但一个公益组织就不是那么简单。现在真正做公益的人并不多，像艾滋界，高耀洁，我，宋鹏飞等。力量太小，脸上都是一脸苦相。作为一个故事、电影都好说，但作为一个现实，要让人在现实和理想间有一个权衡。我们不能像苦行僧一样，让被救助的人看不到希望。

　　今报：你研究生没念完就投身到艾滋孤儿的事业中了，那么你自己通过什么途径来养活自己？

　　李丹：我不是一个高消费的人。平时偶尔挣点稿费，主要还是靠女朋友资助。

　　E.接过高耀洁手中的枪

　　［关键话］77岁高龄的高耀洁老师身体越来越差，我要接过她手中的枪，成为她的接班人。名利并不重要。我所做的事情如果能得到绝大多数人的认可，艾滋病能得到普遍关注，我就满足了。

　　今报：为什么将学校起名为东珍学校？学校真正意义上存在了多长时间？

　　李丹：就是东方的珍宝。让每一个艾滋孤儿明白，他们没有被社会遗弃，他们同样是祖国的未来。学校从2003年10月24日成立，今年3月被关闭，大约半年的时间吧。

　　今报：你曾经对媒体说过，你对办学的成功率估算为80％，可现在这种境遇，是不是说你已经失败了。

　　李丹：不能说失败，只能是一点挫折。不管怎样，我们的心血没有白费，至少现在艾滋孤儿的命运已被广泛关注。还有我们的志愿者现在已经100多人了。

　　今报：经历了这么多以后，现在还有没有信心或者说是可能恢复这个学校？

　　李丹：我会把我的事业进行到底。在商丘不太可能，换一个地方，或许在河南，或许在外省。有一个法国老太太想帮我们，他的儿子死了，她就在世界各地建爱心学校，对我也很信任。

　　今报：学校被关闭以后，你都做了什么？

　　李丹：学校关闭后，我一直都奔波于北京和河南各市之间。今年6月，我又联系了一些志愿者，为那些上不了学的艾滋孤儿开了一个暑期补习班，结果没到一个月，又被当地政府发现了。不但强行接走了孩子，还拿走了我们教学用的电脑。目前，我一边为重建学校奔走，一边搞“一帮一”的活动，把我们的孩子资料发到网上，寻求国内有爱心的人，或者国外华人的帮助，落实这些孩子的生活费和学费。

　　今报：你的目标是什么呢？

　　李丹：高耀洁是中国艾滋界的一座丰碑。现在我好像成了继高耀洁老师后，当地官员眼里最不受欢迎的人。这其实很奇怪。艾滋救助的路还很长，我不会轻言放弃。77岁高龄的高耀洁老师身体越来越差，我要接过她手中的枪，成为她的接班人。

　　今报：听说河南省政府现在已经在各个市建立了收留艾滋孤儿的“阳光家园”，对此，你怎么看？

　　李丹：去年12月，河南省政府投资在艾滋病比较严重的地方办了20个“阳光家园”。从硬件设施来看，肯定是“阳光家园”的好，但员工的质量，绝对不如我们。他们的员工多数不是专业的，不能根据每个孩子不同的情况进行有针对性的教育。

　　今报：高耀洁和艾滋人士胡佳都曾提出过一个观点，就是不同意以集中的方式收养艾滋孤儿，他们提倡分散寄养的方式。

　　李丹：我知道。但我认为这不太现实。首先我们所处的环境不允许，说白了就是监管不力。被寄养的孩子谁来监管，遭到侵害谁知道？大批寄养，更不能保障有人会拿孩子做文章，比如被打残后强迫去街头乞讨。

　　今报：自始至终，你已经把办孤儿学校当成一种事业来做。

　　李丹：是的。如果我们能做成，就会成为一个成功的模式，包括环保等都可以仿效。

　　今报：今年7月，网上举办的“我心目中的中华青年偶像”评选，你和许多名人、明星一起，都是候选人。

　　李丹：名利并不重要。我所做的事情如果能得到绝大多数人的认可，艾滋病能得到普遍关注，我就满足了。

　　今报：又一个“世界艾滋病日”就要到了，你们有什么行动吗？

　　李丹：艾滋的宣传不仅限于河南，而是全国，甚至全世界。12月1日，我们将在黑龙江大学举行一次大型的宣传活动。让更多的人了解艾滋病，让更多的人关心艾滋孤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