空难之后的心理干预

　　“温暖。”龚翠萍用这个词来评介她对病房的感受。

　　龚翠萍是包头市第六医院心理危机干预专家组成员之一，自11月21日，包头“11·21”空难发生之日起，包头市第六医院30间这样的病房被腾出来，预留给空难发生后那些情绪激动需要住院进行心理治疗的人们。而专家组的4名心理危机干预专家每天都要到这里并往返于各遇难者家属住处，给家属们做心理危机干预工作。

　　“这是对一些感到绝望的家属所采取的最后一种自我保护手段。”专家组成员张捷说。

　　她哭了

　　我们都松了一口气

　　11月21日上午8时21分，东航一架包头飞往上海的小型班机升空不久即发生坠毁事故，55人遇难。

　　江婷(化名)在听到丈夫遇难的噩耗后，精神到了崩溃的边缘。

　　江婷与丈夫都是安徽人，平常的时候，江婷在家带着10岁的儿子，丈夫则外出做生意。每次回家丈夫都会给妻儿带些喜欢的东西，在家乡，人们都说他们是一对恩爱夫妻。

　　11月25日上午，包头市金驼大酒店，心理危机干预专家组专家龚翠萍、王晶身着便服来到江婷面前时，她什么话也不说，目光一直盯着手机上的一条短信。

　　短信是丈夫在上飞机前，给江婷发的：“我很快就要到家了，给你和儿子买了衣服，回去后我们还可以到北京去旅游。”

　　这条短信成了夫妻俩最后的一次联系。

　　“要哭就哭出来，不要放在心里憋闷了，如果要求我们做什么你也可以说出来，我们帮你去办，你应该认识这个现实……”龚翠萍说。

　　“哇……”15分钟之后，江婷哭出来了。

　　“她哭了，我们都松了一口气，这样心理干预就有突破口了。”龚翠萍告诉记者。江婷边哭边诉说着自己的无助：“家里还有老人，还有儿子，离了他我挑不起这副担子啊。”

　　专家们劝导她：“现在要面对这个现实的不仅是你江婷一人，成千上万的人都要面对，你不能一直是这个样子，要知道你还有许多事情要做。”

　　做完江婷的工作，专家们告诫她的亲属：这段时间一定不要再让她操心，要让她觉得亲人走了，自己并没有因此而无助，同时还要让她知道，丈夫曾经是家里的一员，但现在确实走了。

　　龚翠萍还建议大家可以多劝导江婷想想丈夫生前一些美好的事情，在一些特殊的日子里一起祭奠逝者。

　　休克期

　　是干预最难的阶段

　　包头市固阳县的牛新文跟记者说话时面无表情，“我是灾难连连。”他说。

　　牛新文52岁的妻子在这次空难中丧生，而在三个月前的8月28日，他刚和妻子一起承受了失子之痛——他们26岁的儿子因车祸身亡。

　　牛新文直到11月26日空难发生5天后才将妻子丧生的消息告诉了读中学的女儿，女儿除了哭什么也说不出。

　　“11·21”空难心理危机干预专家组成员王晶认为，牛新文现在处于情感麻木期的阶段，她说，包括空难在内的遇难者家属的悲哀期一般被分成情感休克期、麻木期和否定期、接受期四个阶段。

　　“休克期是干预工作最难做的阶段。”王晶说，这时最需要对家属们进行心理危机干预，否则家属们会留下心灵伤痕，对今后的工作质量和生活质量都会产生影响。

　　心理辅导时

　　脱下白大褂

　　实际上，并不是所有的家属都愿意接受心理危机干预。11月23日，在包头市鹿苑宾馆，一位遇难者的妻子一直在痛哭：“天哪，我该怎么办啊？他死了我也活不了了，两个女儿我怎么能养得活啊。”

　　当心理危机干预专家组成员李丽琴来到她身边时，她哭得更厉害：“我知道你是心理医生，可是你们谁也帮不了我啊。”

　　李丽琴说，在这种情况下，一般的辅导没什么用，坚决不能说教，因为她实际上是处于一种绝望的时刻。

　　“这个时候需要的是家属们的帮助。”李丽琴告诉一起前来的家属们，要安慰她，并与她时不时地拥抱、牵手，让她知道虽然失去了一个亲人，可生活中还有很多亲人与她在一起。

　　同这位遇难者家属一样，一位山东籍遇难者的母亲一开始也不愿接受心理干预。

　　遇难者是家里的独子，今年26岁。母亲见到医生的时候已处于情感麻木期，不哭也不闹。她对众人说：“现在我什么要求也没有，就是想到现场去看一下，去看一下我的儿子。他是不可能走的。”

　　“他是不可能走的。”专家们听到这话时分析，“她能说这样的话说明她是知道儿子死亡的，只不过不愿意面对这个现实。”

　　专家们的心理干预这样开始：“我们知道，你的儿子很优秀，是个特别优秀的人，但他已经离去了，这是事实，就摆在眼前……”

　　这位母亲放声大哭。

　　每看到一个处于麻木状态的家属放声大哭，专家都认为干预成功了一步。

　　在专家进行心理危机干预时，都脱下了白大褂，身着便装。

　　心理危机干预专家组成员龚翠萍解释说，在灾难发生时，很多家属都会因为这样那样的小事与事故处理方有对立情绪，看到穿白大褂的医生也会认为“医生和事故处理方是一伙的”。而脱下白大褂，就与家属们更容易贴近，赢得他们的信任。

　　打捞尸体后

　　小战士不敢进黑屋

　　“11·21”空难发生后，心理危机干预专家不仅干预了死难者的亲属，也对一些跟灾难有关的人群进行心理干预。

　　包头市公安消防支队特勤大队一中队的武警官兵参加了11月21日的遗体打捞工作，下午打捞完毕回到营房后，这些官兵就吃不下饭，特别是吃不下肉食。

　　湖里的第一具尸体是战士安乐打捞上岸的，他看到尸体上肉已经烂了，死人的脸色苍白。

　　回到营房，安乐和他的战友们不止一次地想到那个恐怖的场面。

　　19岁的吴强是参与打捞的官兵中年龄最小的，自从参与这次打捞后，他就再也不敢到黑暗的地方去，不敢进黑屋子。11月26日上午，心理危机干预专家对9名官兵进行了心理干预。“跟专家们沟通后，我觉得心理豁达、轻松了许多，有些负担也卸掉了。”吴强说。

　　一个死难者

　　令100人情绪波动

　　实际上，早在1994年新疆克拉玛依火灾时，心理干预就已经在悄悄进行。据透露，2002年大连“5·7”空难后，北京大学精神卫生研究所吕秋云等三位教授到大连为一些遇难者家属进行心理危机干预，收到了良好效果。

　　包头第六医院院长张捷认为，我国的心理干预工作还相对滞后。根据国务院《中国精神卫生工作规划(2002年～2010年)》中的规定：“发生重大灾难后，当地应进行精神卫生干预，并展开受灾人群心理应急救援工作，使重大灾难后受灾人群中50%获得心理救助服务。”

　　但这次空难中获得心理救助服务的人群离50%的要求显然有不小的差距。张捷介绍说，据专业统计，重大灾难中一个死难者会带来近100个人的情绪波动，50个死难者就有近5000个人会出现不同程度的情绪波动，这次到包头的外地死难者家属有500多人，而专家们只给150多个家属做了心理干预。按张捷的说法，这主要是由于人手有限。据《新京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