监管无力 法律尴尬“477次公开谴责”拷问上市公司诚信

　　据新华社北京11月29日电上海证券交易所前不久在其网站增加“上市公司诚信记录”栏目，由于详细披露历年沪市公开谴责信息而备受关注。

　　当越来越多的上市公司因制造虚假信息、违规经营而陷入丑闻时，人们开始质疑作为企业“灵魂”的上市公司管理者的诚信。“诚信记录”：上市公司屡屡失信

　　2001年4月以来，先后有61家沪市上市公司受到上证所77次公开谴责，477人（次）上市公司董事、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因未能勤勉尽责遭公开谴责。ＳＴ宁窖管理层受到的公开谴责多达70人（次），大部分董事面临多达三次的谴责。

　　“诚信记录”表明，大部分上市公司及其管理层由于未及时披露信息或披露虚假信息而遭到公开谴责。这些被上市公司拖延、隐瞒或篡改的信息包括公司业绩、对外借款、贷款、质押担保、上市公司与关联企业特别是母公司之间的关联交易、对外投资或重大合同等。另外，上市公司出于种种目的作出与实际情况不符的业绩预告，从而对投资者形成误导行为，也在被谴责之列。

　　频频出现在证券市场的“失踪事件”，更是将上市公司管理层的失信行为推向极致。据不完全统计，去年1月以来，共有10位上市公司高管外逃，卷走的资金或造成的资金黑洞近百亿元。其中包括挪用公司资金7亿多元后“因病出国就医”的ＳＴ南华董事长何竟棠、留下40多亿元贷款“窟窿”后前往日本“养病”的奥园发展董事长刘波，以及在9．88亿元巨额担保面前“人间蒸发”的ＳＴ啤酒花董事长艾克拉木·艾沙由夫。

　　面对爱玩“失踪”的董事长们，市场开始流传一首套用李宗盛的《凡人歌》写的歌，流露着投资者的愤怒和无奈：你我皆高管，身处股市间。终日圈钱苦，一刻不得闲。……多少董事长，一逃为金钱，多少好公司，已成将沉船。上市虽然短，何必苦苦恋。老总不见了，向谁去喊冤？无成本失信：监管和法律的尴尬

　　证券交易所是证券交易的组织者，也是一线监管的承担者。然而，交易所却处于这样一种尴尬境地：面对层出不穷的失信事件和相关责任人，只有“处分权”而没有“处罚权”。

　　上证所上市部总监周国庆说，按照《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的规定，上证所可按情节轻重，对违规的上市公司、董事、监事、上市推荐人进行处分，对违规的上市公司可要求有关负责人支付3万元以上、30万元以下的惩罚性违约金，对违规的董事、监事可公开认定其不适合担任相应职务，对违规的上市推荐人可取消其资格等。

　　实际上，由于对上市公司处以惩罚性违约金可能会最终影响股东利益，到目前为止，交易所从未使用这种处罚方式。从这个意义上来说，公开谴责是交易所对违规上市公司及其高管作出的最严厉的处分———一线监管止步于道德层面。

　　即使是作为最高监管机构的中国证监会，对于严重违规的上市公司管理层也鲜有有效的惩戒手段。今年下半年因“虚假陈述违法行为”和“虚增利润”而分别受到证监会处罚的ＳＴ啤酒花和原民族化工，两位董事长艾克拉木·艾沙由夫、石进儒均被证监会罚款30万元。这已是迄今为止在监管体系中，上市公司管理层为其失信行为所付出经济代价的最高纪录。

　　我国法律法规虽然对董事的民事责任方面也作出明确规定，但在司法实践中，几乎没有公司董事因违背受托责任而担负了有实际意义的民事判决，董事民事责任的承担客观上被虚化了。

　　上市公司管理层失信行为的低成本甚至无成本状态，成了证券市场监管和法律体系的共同尴尬。让失信者寸步难行

　　7月22日，上海茉织华股份有限公司及其董事长李勤夫被上证所公开谴责。其中，公司向参股公司提供借款2．38亿元，投入期货业务资金2．6亿元，均未按公司章程提交股东大会或董事会审议。超过5亿元的巨额资金流动，竟仅由董事长一个人“说了算”。

　　上证所研究中心的一项调查显示，经第一大股东提名并当选的董事人数平均占董事会成员总数的一半以上，不考虑独立董事，来自国有股东的董事平均占董事会成员的六成以上。约有40％的被调查公司没有制定较详细的董事选举程序和投票规则，选举过程由董事会和大股东操纵。

　　上证所前不久发表的《中国公司治理报告（2004年）》，将“董事会独立性和有效性”作为主题。在这份报告中，研究人员针对上市公司管理层存在的不诚信状况开出如下“药方”：

　　强化控股股东、董事及高管人员的民事赔偿责任，立法引入个人破产制度、证券民事赔偿机制和追究最终责任人无限责任制度，加重刑事处罚力度，在制度安排上有效防止公司控股股东和管理层等内部人恶意利用公司的有限责任性质，操纵公司财务，滥用公司资金，转移公司资产与收益，进行破产欺诈等不法行为。

　　在中国最早建立个人和企业征信体系的城市上海，社会信用最终体现为一句话：让失信者寸步难行。也许，这同样是证券市场制度建设所必须达到的目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