亚马逊的一只蝴蝶振翅，千里之遥的北美某地因此而刮起了一场龙卷风。如果将经济学上的这一已为人所熟知的“混沌理论”应用在始发于今年6月的那场“审计风暴”，我们将会惊奇地发现，“蝴蝶效应”似乎倒了过来———源自审计部门的“审计风暴”因媒体的渲染而倍显来势汹汹，在还原为各部门的整改和自纠之后，渐行渐弱的“风暴”终于演变成了一只只蝴蝶的振翅。
近日提交省人大常委会的《四川省审计报告审计处理结果的报告》显示，今年审计报告中披露出来的问题“已经得到了及时纠正、整改”，“至少14人以上受到了党纪政纪处分，还有一些涉案人被追究刑事责任”。
我们应该承认这样的“整改效果”及其背后所代表的某种进步。如果仅与过去作纵向的考察，“今年的整改效果明显好于往年”不过是“公开审计报告”后的应有之意。而如果以“依法治国”方略的要求和公众对“究责风暴”的期待来衡量，就已公开的处理结果来看，实如蝴蝶振翅无异。无怪乎委员会质疑连连：为什么处理的只是县乡一级的小官？为什么私设小金库、涉及数额巨大的资金无人承担责任？为什么他们用了就用了，剩余的一交回就可免除党纪与政纪处理？
当然，将审计处理结果的不尽如人意归咎于审计部门未免强人所难。审计监督在大多数时候是作为一种事后监督形式出现的，审计不光有其滞后性，也有其局限性。审计的意义，更大程度上在于发现问题，提出问题，并提供解决问题的建议。对于相关责任人的问责，则有待行政处罚机制和司法机制的跟进。
依职能的不同，于“审计风暴”之后，最应跟进的“问责风暴”理应是“反腐风暴”———作为国家法律监督机关的检察机关担负着渎职罪案的侦查和控诉工作，当审计部门已向公众表明触犯国家刑律的已交由司法机关处理，检察机关是否也应对公众的知情权予以足够的尊重，在不违反侦查秘密的原则下公布已受理的案件数量及其相应的查处进度呢？
作为行政机关的一种制约机制，是检察机关被设置为法律监督机关的本旨。于渎职罪案的侦查而言，检察机关的立案并无须依赖审计部门的报告。只要有相关证据证明有犯罪事实发生，检察机关就应主动介入，而不应坐等审计部门移送或问题机关的自纠。这种于渎职问责上的主动态势在司法实践中恰恰为一些检察机关所缺乏。
由此看来，作为公众倒不必为问题机关的整改多作质疑。自查自纠的整改本就不值得去赋予太多期待，应期待的倒是作为外部监督机制司法问责———在我们期待明年的“审计风暴”能如期而至之前，更应呼吁的是“反腐风暴”的及时跟进。没有司法问责的“审计风暴”再猛烈，刮至问题机关时也必将异化为蝴蝶的振翅，而聊剩观赏的价值。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