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艾君
内蒙古自治区呼和浩特市清水河县医院在1998年10月至2000年9月间非法自行采血，导致13名患者在该县医院经输血感染了艾滋病。
作为1998年《献血法》实施以来国内首例因非法采血而造成输血感染艾滋病病毒的
重大医疗事故，该县有7名相关责任人涉嫌“传染病防治失职罪”、“玩忽职守罪”被“取保候审”，11月5日，检察机关对其中两人提起公诉。
根据现行的法律法规规定，对防治艾滋病工作不力，有关官员起码要负行政责任；而像清水河县那样导致艾滋病病毒感染的重大医疗事故，追究责任人的刑事责任，无疑是应当的。
但是，对清水河县的采血供血情况进行分析后，我们发现，如果仅仅对几个涉嫌玩忽职守的官员进行单方面的问责，而不同时对资金投入匮乏、管理机制缺失等方面进行问责或者反思的话，那么，清水河县的悲剧就可能在别的地方重演。
清水河县地处偏远，遇到急需用血的病人，如果从自治区供血中心运血，可能要误事，于是守候在医院门口的卖血者就成了医院的“移动血库”。而根据规定，医院自采血液，必须对供血者做包括艾滋病检测在内的各种化验，但实际情况是，直到2003年1月，清水河县医院才接到自治区卫生厅划拨经费购买的检测HIV抗体的设备。
清水河县和呼和浩特市都没有设置采血机构，清水河县医院用血要从自治区供血中心拿，储存血液多了，用不完，过期还不能退款，医院就会亏损；储存少了，不够用，病人就有危险；靠长途运输，时间怕来不及———这样的供血机制就造成了这样的尴尬：要么自采血液，要么眼看着用血人处于危险境地。
实际上，像清水河县这样的采血供血环境并不是个例。在很多偏远的农村，供血处于“鞭长莫及”的境地。举凡因为用血感染艾滋病的“重灾区”，都是一些经济相对落后的农村地区。《献血法》规定严禁非法自采用血，这是规范用血市场、保障患者安全用血的必然，但法律的实施，还要有很完备的物质和人力条件，要有一个行之有效的保障机制。
我们不妨这样设想，打破现有的行政区划，打破基层医院用血必须到上一级血站拿来的惯例，可以在保证安全的情况下，在一些偏远的县市设立采血机构(不仅仅局限于大城市)，这就需要国家加大投资力度和政策倾斜，安装自采血样的病毒检验设备、培训检验人员，确保采血的安全；要出台奖励措施，鼓励当地人自愿加入义务献血队伍，而不是由卖血者有偿提供。
“我们离艾滋病并不远”，“艾滋病如果蔓延将给国家带来灾难”———这些观点正在成为社会的共识。所以我们看到，政府已经在进行着不懈的努力，已经不局限于每年12月1日“世界艾滋病日”前后那几天。作为传播艾滋病的一个渠道，过去采用血的混乱已经让我国付出了沉重的代价，那么，下大力气堵死这个漏洞，各级地方政府还有很多的事情要做；防治艾滋是一个系统工程，相关官员也应对这个系统工程的方方面面负责，所以落实问责制度，就不仅仅是追究造成输血感染的重大医疗事故的责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