熊德明讨薪惹争议:名人维权会否影响法律公正

昨天下午3点不到，长时间等待在温州机场的十余名民工已经开始露出焦虑的神色，一双双充满期待的眼睛牢牢盯住出口处不断刷新的到站航班信息，手中的材料已经捏得有些破旧。

3点整,熊德明的身影终于出现在人们视线中，随行的还有她的法律顾问况力彬等。还没走出机场大厅,熊德明已经被那些视熊德明为“青天”、“救星”的重庆籍老乡围在了当中。操着熟悉的乡音，忙不迭地把捏在手心、藏在兜里的各种证明资料往熊德明、况律师怀里塞。

“熊大姐可是温家宝总理接见过的人物。”秦明友带着自豪口吻的质朴之言代表在场老乡们道出了心声。为了向熊大姐“申冤”，他们踩着自行车很早就赶到机场，生怕漏过这个“出头”的机会。老乡们的信任与厚望惹得熊大姐心酸得落下泪，她掏出心里话：“事情不解决，我就一直留在温州。”一直到3点40分，熊德明一行才被当地的一家企业迎出机场。

信心有60%的把握讨到钱

坐在会议大厅里的熊德明，虽然有掩饰不住的疲倦，但还是显得自信满满。她说，这次和况力彬律师赶来为老乡们讨要欠薪和工伤职业病的赔偿金，至少有60%的把握。

熊德明表示，虽然目前她还没有替别人讨到赔偿金的成功先例。但是凭她的经历和媒体的支持，她相信此行能得到温州市当地政府以及有关部门的大力支持和配合。陪同律师况力彬说：“从中央到省里，到地方，都在密切关注年末民工的欠薪问题，没有理由解决不了的。”

当记者问及一旦问题还是得不到解决，她下一步该如何做时，熊德明说，虽然目前没有其他途径，但是她会用写信的方式，再次向温家宝总理反映这一问题的。

未来讨薪方案昨晚定好

据了解，目前温州龙湾区有六七十家陶瓷企业，查出患矽肺职业病的工人有95个，截至目前，只解决了52个工人的职业病赔偿金问题。在这些陶瓷企业打工的多为重庆人，龙珠陶瓷工厂的袁世成就是其中之一。

袁世成激动地说：“从今年5月份开始，我和一起打工的老乡为了这件事，已经去了5趟市政府，信访局只做了笔录，就没有下文了。区政府不知道去了几趟，但门口有保安，不让进。”袁世成的语气中透着灰色的沉重。

袁世成他们告诉记者，自从得了矽肺病，他们就丢掉了工作。从5月份开始，只能耗在厂里等待报销洗肺等医疗费用及索要赔款，但事情一拖再拖，袁世成他们在温州只能靠老乡们的救济苦苦支撑过日子。

况力彬律师说，他们刚来温州，目前还没有和当地政府联系。现在正在统计要求帮助的民工数量和核实证据，做一些调查研究工作，具体方案及行程将在晚上制定好。在现场，记者从熊大姐口中听到最多的话就是：“我只是一个普通的农民，我相信我们的政府，我也希望媒体能帮助我们！”

未来要把讨薪坚持到底

熊德明说，这次从重庆千里迢迢赶到浙江来为云阳的老乡们讨要工钱和赔偿金，完全是出于同情、怜悯之心，所有的路费和开销包括况力彬律师的开销在内，都是自费的，没有收民工们一分钱。

记者提出，拖欠民工工资的现象在全国各地都比较严重，如果此行顺利，她是否会考虑把替民工讨工钱作为一项职业，专门替民工兄弟讨要拖欠工资，并收取提成。她表示，现在只是替老乡讨工钱，但是不排除以后为其他地方的民工兄弟讨要工资的可能，同时她还打算，把替民工讨工钱作为一项长期的事业，长期坚持下去。

至于收费和提成，熊德明表示暂时还没有这个想法，但是随后她又说：“如果民工们自愿、一定要给报酬，还是会收的。”

据悉，熊德明已经开始着手联系温州当地的政府部门，今日将开展一系列的“讨薪行动”，本报将予以进一步关注。

深入调查

法制使理赔成了“拉锯战”

随后，记者赶到争议最大的政府部门———温州龙湾区劳动局。该局分管劳动纠纷的副局长李谊向记者叹起了苦经：目前，有52名职业矽肺病工人的问题已经得到处理，总赔偿金额达到了255.67万元。但剩下的43人中，有的还处在必经的程序之中，有的还在和企业“拉锯”。“处理时间甚至要好几年。而造成这种现象，主要是法律体制上的问题。”

拉锯：正常理赔程序至少4个月

据该局劳动争议仲裁科科长徐荣国介绍，职业病理赔的一般程序是：先到市疾控中心进行职业病诊断，拿到《职业病诊断证书》，然后在两个月内由劳动部门作出《工伤认定书》，《工伤认定书》生效需要两个月，生效后才能到温州市劳动能力鉴定委员会进行伤残等级鉴定。鉴定以后，工人可以申请劳动仲裁。申请以后，如果遇到企业不服的情况，还需要经过行政复议，司法调解等，这是一个“拉锯”的过程，往往几个月下来都不能解决问题。

“患了矽肺的工人，一般从检查出起就不再上班了，他们没有工资，一直在温州等待结果。”徐荣国说。而大部分工人都是在5月份左右发现自己患病的，如果严格按照程序一道一道下来，到现在《工伤认定书》可能还未生效，如果加上企业故意拖延时间，赔付就更遥遥无期了。

绿色通道：启动快速理赔方案

为了更快进行职业病理赔，龙湾区劳动局与温州市劳动局、当地卫生、信访办等有关部门协商后，制定了快速处理程序：职工拿到职业病诊断证明后，凭证明在龙湾区人事劳动局领取劳动能力鉴定表，到温州市劳动能力鉴定委员会进行劳动能力鉴定，然后持相关证明到所在镇、街道劳动所进行工伤认定、调解。

但如果双方不愿调解或调解不成，还是要到区人事劳动局进行工伤认定，申请劳动仲裁。“我们已经尽量节省了时间，缩短了程序，但有些步骤是必须经过的，这是法律规定的。”李谊告诉记者。

处理：未解决的企业不得再生产

一位要求熊德明帮忙的民工曾说，他的各种认定书已经齐全了，可是所在的企业已经倒闭，老板虽然能够联系到，但谁也不清楚他到底有没有钱，谁也不知道他什么时候能够支付工人的费用。

对此，李谊表示，他们7月份曾经和工商、司法、卫生等各家部门协调过，结果是：该区的卫生部门对龙湾区所有的陶瓷企业进行停业整改，对于没有处理好工伤纠纷的企业，不得通过卫生单位验收；不得注销原企业，成立新企业；不得恶意转移、变卖不动产(包括厂房、地皮)。

“这样，我们可以最大限度地防止企业资产恶意转移，防止企业到赔付工人时只剩下一个空架子，比如一旦工厂申请破产，我们还可以通过法院，依法变卖企业的不动产，让得职业病的工人得到赔付。”

考问欠薪

谁在让企业肆意妄为？

资料显示，目前我国进城务工人员约有9400万人，每三个产业工人中就有两个来自农村。民工平均每月的工作天数最低为23天，最高为31天，有近六成的人平均每月工作30天，每个工作日的工资在20-40元之间。

处罚力度太轻导致欠薪严重

记者昨天连线中国人民大学劳动法和社会保障法研究所副所长黎建飞博士，黎建飞表示，由于民工是城市劳动者中的弱者，他们的权益很容易受到侵犯。面对目前国内劳动力市场供大于求，民工们普遍不太敢维护自己的权利。加上许多民工事先没有与用人单位订立合同，使一些用人单位在拖欠和克扣工资时更加肆无忌惮。

黎建飞还认为，对于拖欠工资的单位处罚不够，也是导致拖欠现象屡禁不止的因素。根据原先的《劳动法》中规定的处罚仅仅是“责令支付劳动者的工资报酬、经济补偿、支付赔偿金”，而这对企业而言，根本无关痛痒，根本起不了作用。现行《行政处罚法》规定，处罚的最高限额是5万元，而欠薪的金额少则几十万，多则上千万，违法的成本微不足道。只有加大处罚的威慑力，规定足够高的违法成本，罚得老板不敢再恶意拖欠，不敢以身试法。

政府对欠薪行政干预不够

浙江大学劳动与社会保障研究所副所长郭继强教授认为，目前中国很多地区的劳资供求状况相当不平衡，民工为求生存牺牲了很多合法权益，解决这一问题的根本在于解决不发达地区的三农问题。

现今，这种对打工者不利的市场关系已经有了转变的曙光。国际上对低成本中国产品的反倾销使得粗放型的低成本生产走上转型之路；原来依靠减少劳动力成本、环境成本和土地成本来推动初级制造业发展的经济增长方式也已走入困境。因此，不仅民工自身的维权意识不断增强，企业也将逐渐重视提高民工的福利、保障他们的权益。

制度缺陷使矛盾一拖再拖欠薪矛盾迟迟不能解决，地方政府的行政干预力度不够是一个因素。郭教授认为现行的干部考核制度是造成政府对企业的不规范操作“睁一只眼闭一只眼”的关键。对GDP的片面追求使得地方政府在处理欠薪问题上无法抛开与企业之间千丝万缕的联系。劳动部门监察力度相对较弱，他们最希望的是企业与劳动者能够双赢。

事件争议

正“名人效应”有利讨薪

名人能为讨薪造势，给企业施压。

媒体的关注有利企业达成民工要求。

浙江大学劳动与社会保障研究所副所长郭继强教授认为，现阶段这种讨薪模式还是有一定可行性的。

在地方政府没有较好举措去解决欠薪矛盾的时候，名人效应无疑能够为讨薪造势，将作为弱势群体的民工推到社会关注的前台，给企业和地方政府施压。

当记者问龙湾区劳动局劳动争议仲裁科科长徐荣国，熊德明此行会不会加快仲裁的过程时，徐科长有些无奈：“我们已经尽最大的努力在工作，不管怎么快，总是要依法办事。熊德明为重庆老乡讨说法，还有这么多的媒体关注，肯定会有压力，但是不是因此加快了办事的过程，就很难说了。当然由于有媒体的关注，有的企业会很快达成民工的要求，这也是事实。”

徐科长认为，民工工资拖欠问题和无法拿回应有的赔偿可能还有其他“病因”。但依照目前我国的实际管理模式，要在市场经济条件下解决这些问题，没有政府的干预是很难解决的；前不久，温家宝总理再次批示“解决拖欠农民工工资问题仍需高度重视”，国务院明确要求“明年春节前务必全部清欠完”。行政干预这个工具可谓用到了极致，综合治理、彻底解决拖欠农民工工资问题。但仅仅靠行政力量是远远不够的。

反“名人”可能影响法律公正

名人的特殊身份，从客观上可能会对当地政府形成一定压力，从而影响法律的公正性。

若以讨薪谋取经济利益，可能要受行政处罚。

浙江浙联律师事务所的张轶群律师并不非常认同名人讨薪的做法。他说，如果熊德明利用自己个人的名气和影响力，无偿为民工兄弟争取应得的利益，是值得提倡的；但是如果熊德明利用温总理为其讨工钱的“光荣经历”和各地媒体，炒作、鼓吹自身，甚至因此而谋取经济利益，就不值得大肆宣扬。

同时，张轶群还表示，从他个人的观点来看，他并不赞成这种做法，他认为个人利用“名人”的身份，来操作讨薪，不可避免会牵连其他的利益因素，同时很有可能利用这一身份，对当地政府部门客观上施加一定的压力，从而影响了法律法规的公正性。

张轶群表示，如果名人来操作的事情，的确是属于当地政府部门管理的范畴，民工的要求又是合法的，完全可以通过正常渠道甚至法律途径来解决，没必要有什么“名人”出现。而从理论上来说，不管熊德明来不来，温州的当地政府部门都应该秉公执法，不能因为来了个“名人”而有所改变。

张轶群甚至还谈到，一旦熊德明利用自己的身份，为民工讨工钱是以谋取经济利益为目的，同时她又不具备相关资格的话，这种做法不但不值得提倡，而且要受行政管理的处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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