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农民问题的小说家言

　　——《南平寓言》的价值

　　出品人宣称，章敬平所著《南平寓言》提供了一种求解中国农民问题的新思维：中国农民问题是个“球”，关键看这 个皮球能否沉下去。

　　特约撰稿安子

　　寓言的价值

　　“皮球论”的版权属于一个南平农民。五年前，南平市委书记李川下乡跟农民谈心。那位农民指责官员对待农民问题 ，就像皮球丢进井里，漂浮着，沉不到水底。

　　拥有十个县区二百余万人口的南平市，地处福建北部内陆山区，是中原文明入闽的主要通道，也是个“红色老区”。 武夷山就在南平境内，但被青山绿水遮蔽的贫穷，却超出了人们的想象。“三农问题”成为当地政府最为头疼的问题。

　　1999年后，为让“皮球”完全沉入水底，南平下派了近万名干部到乡村一线，从科技特派员到下派村支书，再到 金融助理、流通助理、龙头企业助理，五支“特使”，像皮球底下五块坠物，硬生生将“皮球”沉到了水底。这就是所谓的南 平实验。国务院领导批示，各地考察学习的官员络绎不绝。被当地政府统一口径的“南平机制”在政界和学界引起了广泛持久 的关注。

　　执政党主导的南平实验，在作者笔下变成了一则三农话题的南平寓言。迥异于百年来中国知识分子层出不穷的乡村实 验，南平实验是官方操持的中观层面的新乡村实验，是自己对自己的实验。作者认为，南平经验是过渡时代的过渡办法，它不 像人们传说的那样完美，但它对中国欠发达地区的乡村，确有着不可估量的参考价值。

　　知识精英眼里的农民和农村

　　作者知道，写经验性质的官方实验，对写作者来说是一个危险的游戏。在今日中国，揭露黑暗和罪恶，很容易赢得“ 有良知，有责任感”的美誉；宣扬官方经验则不然。怎样写出一部有独立价值的“经验”，让作者颇费思量。

　　我们不缺乏宏大叙事式的文本，几乎从理论出发回到理论的学问都以这样或那样的方式，标榜着自己的正确。在那些 著者眼里，现实永远是理论的奴仆，没有不正确的理论，只有错误的现实；而现实，也是符合理论模型的材料和例子，永远不 会有例外，他们最不担心的就是现实。

　　大的视野和格局，似乎让这部著作也带有宏大的叙述风格，平心而论，要将南平实验演绎成一则需要政治精英、经济 精英和知识精英集体检讨的寓言，除了勇气，更需要叙事的力量和智慧。

　　作者自称“南平寓言”写给三类人看：一是致力于改善乡村社会的体制内官员们；二是居庙堂之高的御用大学士；三 是欲为农民代言的新闻记者。“我想对这三类人说：土地私有化并不能拯救农民于贫苦，‘盆景农业’不是中国农业的当下选 择，民主制度也不能马上消弭三农问题于无形。”发生在武夷山周遭的一切，不仅颠覆了作者曾经信以为真的真理，也在一定 程度上推翻了人们关于中国农村的事实判断——“中国77％的农民处于小农经济生活形态，是中国农村最为普遍的乡情，是 无法与西方理论照搬的上层建筑相适应的现实生产力，是我们考虑一切事情的前提与基础。”

　　讲故事的学问

　　创作寓言可能仅仅需要一个睿智的头脑，能从生活素材里榨出哲理。对擅长形而上居高临下的作者而言，这一点都不 困难。全书充满了俯拾即是的感悟，读来让人会心不已。

　　由于有深入调查掌握的一手鲜活的材料，作者在施展庖丁解牛式的剪裁手艺时，方能从容不迫娓娓道来。在“四王两 派”一章中，作者为我们写了四个科技特派员的故事。在道义和利益之间的取舍间，四人分成两派：“榛子王”和“葡萄王” 属于“义派”——即反对跟农民搞“利益共同体”，对钱财的态度离不开传统的“道”；“橘柚王”和“菇王”则属于“义利 派”——即和农民搞“利益共同体”，既传授技术扶贫，又获得自己的利益。每个人都写得饱满质感，写“榛子王”詹夷生， 从他住央视指定招待所用餐开始：他嫌一碗面六块钱太贵，大叫起来，最后，当账单改为四元钱时，他“觉得舒坦多了。他掏 出房卡，很个性地签上自己的大名”。写“橘柚王”方金妹：“短发，圆脸，一笑眼睛就没了，快人快语，快活得像个爷们” “春天的山，已经醒了。绿叶新芽白花，水稻专业出身的方可能写不出詹夷生式的诗歌，但她看山看果树的样子，活脱脱一首 灿烂的春天的诗。”整本书充满了细节和情节，读来兴味盎然。

　　经验、机制都是人创造的，以往的许多经验往往采取一种先验论式的写法，主题正确，然后把材料塞进去，完成所谓 的论证。理论之树常青，而生活之树是灰色的。人物不过是傀儡和符号，全然没有自己的生命——读来如同嚼蜡。在《南平寓 言》里，我们能触摸到人物的血肉，他们命运的沉浮让人时而辛酸时而激动。正因为有了一个个活生生的人物故事，“南平机 制”就不再是枯燥的经验教条，变成真正的人性之花而被感觉和把握。或许可以说，作者已经完成了自己的承诺：为我们提供 了一个独立的具有某种文本价值的“经验”。

　　稍觉遗憾的是，由于出版的仓促，《中国青年报》女记者的名字在“自序”里写作“董跃玲”，在正文里却为“董月 玲”。显然，后一个才是记者名字的正确写法。

　　“新乡村运动”的路径选择

　　近几年，中国经济学界的名宿一直主张进行一场“新乡村运动”，以改变乡村的落后情境。主张“新乡村运动”的人 们很多，只是在路径和方向上存在着明显的分歧。一般而言，处江湖之远的“在野派”学者主张“自下而上”。居庙堂之高的 官方学者倡导“自上而下”。

　　“自下而上论”是国际上颇具影响的“通论”，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哈耶克等西方经济学家们都有过充分的论证。农 民的问题是穷，但穷的问题又是什么？部分中国精英知识分子的基本认识是，我们的制度设计有问题，农民缺乏民主，没有充 分享受国民待遇。应该给农民以民主，让他们用民主的方式组织起来，以市场经济的规则发家致富。

　　“自上而下论”是官员阶层广泛流行的“共识”。他们认为，民主、国民待遇这些制度要素不能在一夜间还给农民。 在政治素质、文化素质最为低下的农民阶层享受最高层次的民主，并不能解决中国的农民问题。过去的经验告诉他们，自上而 下是执政党历史上屡试不爽的办法，从1960年代初叶人民公社体制下放、搞“队为基础”以后必然进行的“四清”，到1980 年代大包干推行以后随即进行的“清财”，都证明这种观点的实用和有效。

　　章敬平在考察执政党主导的南平实验后，于《南平寓言》中倡导自上而下与自下而上相结合的“南平经验”。南平实 验创造性地以自上而下地派干部为手段，以帮助农民自下而上地建立基层民主制度为目标。此外，下派干部把资金、技术等在 农村属于高度稀缺的要素带下去，能够启动农村过剩资源加快向资本转化，同时以执政党的制度建设保证农民分享资本化的收 益。

　　学界和政府一直在如何帮助农民上做文章，也已经有了相当的经验。但问题可能是，只有农民自主了，一切问题才会 最终得以解决。这显然是另一个“三农问题”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