据《新京报》11月27日报道，日前，北京市人大常委会法制办公室发布了《北京市实施行政许可法情况调查报告》，调查报告显示，86.1%的北京企业认为，北京市的行政机关在“办错事”后的依法赔偿方面做得不好。
北京市统计信息咨询中心受市人大常委会法制办公室委托，于今年10月做了随机抽样调查，样本分布18个区县1166个企业，问卷涉及行政机关服务态度、行政机关依法补偿等
13个方面问题。市人大常委会法制办公室认为，该市贯彻实施行政许可法取得了明显成效，对行政许可主体、事项、收费进行了全面清理，还建立了行政投诉中心等权利救济渠道，但依然存在一些问题，如部门之间的行政许可衔接关系还未完全理顺，后续监管仍是薄弱环节，相关保障工作还需进一步落实，配套制度建设尚不完整等。其中，违法行政许可后给予当事人赔偿满意率只有13.9%，即企业对行政机关违法实施行政许可后，给当事人的合法权益造成损害，依照国家赔偿法给予赔偿方面总体评价不满意。
公权力的行使难免伴随着权力乱作为和权力不作为对私权利造成某种损害的风险。而在损害发生以后，予以必要的救济是法治社会的必然要求。国家赔偿法正是为这种救济提供了法律上的保障。
调查中，86.1%的北京企业认为该市的行政机关在“办错事”后的依法赔偿方面做得不好，这意味着，公权力对部分企业私权利的侵害在大多数情况下未能得到有效的救济———显然，这与我们建设现代法治国家的目标有差距。
那么，行政机关“办错事”后依法赔偿做得不好的“梗阻”究竟在哪儿？笔者认为，主要有这么几个方面：
其一，某些行政机关及其工作人员长期以来已经养成的官本位意识没有转变过来，这使得他们不会主动承认自己的错误，即使犯了错误，也要千方百计地掩盖、粉饰。这种情形之下，就谈不上主动赔偿了。
其二，政务公开刚推行不久，在一些地方还不到位，还有许多内部规范性文件不被公众所知晓。一旦损害发生，除非行政机关自己披露，否则受害人靠自己讨说法，往往很难。
其三，根据国家赔偿法的规定，如果受害人要求国家赔偿的话，必须首先提交书面申请，申请书要说明具体的要求、事实根据和理由。这对于不但欠缺法律知识，而且欠缺相关调查能力的受害人来说，是非常困难的。
其四，根据国家赔偿法的规定，行政赔偿请求人应当首先向赔偿义务机关提出赔偿要求，也可以在申请行政复议和提起行政诉讼时一并提出赔偿要求。第一种情形，要求过错责任方主动承认自己的错误，并且承担自己的责任，在现实的情况下，显然很难。第二种情形，法官没有义务告知受害人附带提起赔偿的义务，普通公民不一定知道可以附带要求赔偿，而等到行政复议、行政诉讼结束，受害人想提起损害赔偿，为时已晚。
其五，国家赔偿法规定了过多的免责事由，这不但增加了申请赔偿的难度，同时也给某些行政机关推卸责任、规避赔偿打开了方便之门。
其六，根据相关规定，赔偿费用一般由赔偿义务机关先从本单位预算经费和留归本单位使用的资金中支付，支付赔偿后再向同级财政机关申请核拨。但是，有些单位由于资金紧张无法垫付，或垫付后又有可能出现财政部门无法核拨，这就加大了赔偿工作的难度，赔偿义务机关也不愿赔偿。
行政机关“办错事”后的依法赔偿工作做得好，可以有效地督促行政机关及其工作人员依法行政，提高工作效率。同时，行政机关勇于承认自己的过错，勇于承担责任，还有助于树立诚信政府的形象，提高政府的亲和力和公众的认同度。因此，对这方面存在的问题不可以等闲视之。(林平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