老上海滩“颜料大王”周宗良

　　周宗良，宝庆路3号的缔造者，老上海滩著名的“颜料大王”。据有关记载，周宗良又名亮，1875年出生于浙江宁波一个牧师之家，其父在当地经营一家油漆店，小有资财。周宗良从小就在教会办的学校里读书，不仅练就一口标准的英语口语，而且视野开阔，知识面广，为其后来与洋人打交道奠定了良好的基础。不久，周宗良进入了德商爱礼司洋行设在宁波的经销行美益颜料行工作，开始跟外商与颜料打交道，1905年来到了上海。

　　当时，在中国经营染料业务的洋行有禅臣、元亨、天福等十几家，竞争十分激烈。周宗良以其英语和社交上的优势，得到谦信洋行老板的赏识，很快就取代了该行原先的买办姜炳生，坐上了买办的交椅。1914年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在华经商的德国人纷纷打包回国，当时谦信洋行已是在华最大的德国洋行，不仅在沪置有大量房产，而且栈存的染料也数量巨大。因为中国当时与德国为敌对国，德国公司的财产都被视为“敌产”，该行老板深恐大战中谦信受到损失，就与周宗良密商，将谦信在沪的不动产的户名全部改为周宗良，托其隐匿保管；而谦信所有染料全部折价，以很低的价格卖给周宗良。周宗良接受了这一计划。

　　不久，战争期间亚欧之间运输断绝，进口染料由于货源断绝一下子成了紧俏商品，而周宗良手里掌握了全部谦信的仓储，因而一跃成为颜料业巨子。周宗良发迹之后，便在上海娶妻纳妾，圈地造屋。宝庆路的院子原有一栋是德国人造的，他买下之后又续造了几栋，并依照德国人的习惯，安装壁炉，修整草坪。在生意不断做大的同时，周宗良还很注意在政治上寻找门路。

　　1927年，周宗良通过同乡李铭结识了宋子文，那时国民党的金融盘子因北伐正空空如也，成立中央银行和改组中国银行时，周很“识相”地出了力，入了股，于是就当上了这两大银行的董事。国民党政府发行二五公债债券时，周也不失时机地“报效”了一大笔，因此又成了国民党政府公债基金保管委员会的委员，从此在官场里也有了一个头衔。在此期间，周曾有过炒外汇一笔赚上200万元的纪录。而投资银行还给他带来其他方面的好处，如将承押的官办杭州电气局买下，改组为杭州电器公司，他是主要股东之一，股金50万元；又有汉口济既水电公司，股金也是50万元；此外，他还投资兴建了镇东机器厂、完泰进出口行、信余汽灯号、如生罐头食品厂、中兴轮船公司、康元制罐厂、公和纺织厂、振丰毛纺织厂等等。至此，周宗良已是金融、工业、进出口贸易全面发展，俨然成为上海滩大富翁了。

　　二次世界大战中，德国又成了“火药库”，在沪经商的德国人人心惶惶。由于战争期间海运中断，来自德国的染料又成了紧俏商品，留存在上海货栈里的颜料价格飞涨。周宗良此时已是德孚洋行的总买办，他和他的同行，抓住此天赐良机，又大发了一笔横财。

　　抗战期间，由于德国与日本的联盟关系，日本人保护德国人的产业，而周家又是德国财大公司的买办，同样没有受到损失，反而添置了很多房产，如福建中路的聚源坊、天津路的泰记弄、金陵东路的德顺里、安亭路、高安路等多处房子。

　　周宗良生意做大了，宝庆路住宅目标也就越来越大，最后终于被敌伪时期上海“76号”的行动队队长吴世宝相中，派了一帮人一早冲进其前院，借口周与重庆银行界有来往，要绑架他。周宗良早就听说外边风声不好，请了几个保镖日夜守护，每天早晨去上班时，先派人在门口察看动静，没有可疑迹象才出门。可是绑匪那天不等他出门，直接冲了进来，周见势不好，急忙从后门逃走，跑到隔壁法租界巡捕房寻求保护。绑匪找不到，结果把他太太绑走，周宗良最后花了4万元才把人赎出来。

　　抗战胜利后，德国、日本都是战败国，德国人在华的企业统统没收的没收，关闭的关闭。周宗良长达35年的买办生涯到此结束，尽管还有其他产业，但是失去了“颜料大王”的头衔，周家从此盛极转衰。之后，发生了上海市长吴国桢“请财神”的事情，发了战争财的上海滩各工商巨子包括周宗良等纷纷破财“为市政建设捐款”。

　　1948年，周宗良眼看国民党大势已去，就赶紧收缩资金，带着三个年龄小的儿子到香港去了。50年代香港市面不景气，周宗良此时年事已高，几个儿子又未能独当一面，周宗良就把事业交付给两个助手打理，他本人则于1957年在香港去世。老太爷的去世使周家元气大伤，渐渐地，周宗良当年聚拢的财富，不知不觉间竟所剩无几。

　　（资源来源宋路霞著《上海滩花园洋房》）

　　本报记者发自上海

　　作者：苗润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