女子婚姻侦探的辛酸故事

　　新闻背景

　　现代“娘子军”：向婚外情和家庭暴力宣战

　　成都女子维权中心11月16日在昆明设立了办事处，这个机构使当地女性掀起了一股反抗婚外情和家庭暴力的热潮。

　　这家在昆明成立的女子维权中心，隶属于2001年建立的成都得邦商务信息服务有限公司，主要为遭受家庭暴力、婚外情、转移婚姻共同财产的弱势群体服务。目前，公司工作人员已从最初的16人发展到153人，其中115人是调查人员，年龄最小的20岁，最大的58岁。

　　为了调查、取证需要，这群配戴黑色墨镜的“娘子军”身上随时携带望远镜、摄像机、录音笔，频繁在高级白领、普通工人甚至是擦鞋匠等众多职业中更换自己的角色，穿梭在全国各大城市每个需要帮助的角落。

　　(据新华社昆明12月1日电)

　　“窗外雪花飞舞，

　　我待在那个曾经

　　充满情意的房间里，

　　却全身发冷……”

　　我叫黄静，今年48岁，四川人，有一个18岁的儿子。

　　我的家境很好，父母是高级知识分子，我从小受到了良好的教育，念书时成绩相当优异，毕业后顺利分配到当地一家电台工作。1976年，我结婚并生了一个孩子，但我的第一段婚姻在丈夫的背叛下不到三年就结束了。

　　1984年，我和负责工程技术的同事顾宏交往起来。他的家境远不如我，农村的孩子吃了不少苦头，但经过自己的努力，在学业和事业上都取得了一些成绩。

　　他外型较好，感情细腻丰富，对人做事非常用心。在家里也是一把好手，做饭、洗衣、打扫，甚至连衣服的扣眼都会缝。当然，最令我感动的还是他对我的孩子视如己出。因此，我再三思量后，决定嫁给他。1989年，我们走入婚姻的殿堂，我暗下决心，要用一辈子的时间来维系我们的幸福生活。

　　1990年初社会上流行下海经商，我的父母和哥哥也凑了1万多元开了一家电子公司，专营霓虹灯广告。由于起步早，大家又齐心合力，因此公司运营良好，到1996年，公司固定资产已经达到300万元。我以为有了牢固的经济基础，我们的爱情会更加一帆风顺，然而好景不长，从1997年开始，他开始发生变化。首先，他爱上了赌博，赌资还挺大，有时一晚上要输好几千；其次就是以各种借口跟我要钱，几百到几万元不等；第三，1998年底前后，他基本上彻夜不归。我慢慢有了察觉，便开始控制给他的钱数，并追问去处。他感觉麻烦，就表现出极大的不满，甚至对我恶语相向、拳脚相加。在之后的两年时间里，他打过我好多次，有三次比较严重：一次肋骨骨折，一次中度脑震荡，一次大出血。为了不让我的孩子因父母离婚而受到伤害，我再三忍耐。可是后来，我通过打听得知他在外面包养了一个女人。痛苦之余我选择了自杀。2003年大年三十，他依然没有回家，我想不通，为什么无论自己怎么努力还是唤不回他的心，于是我决定开煤气自杀，因为我已经没有生存下去的勇气。

　　那天晚上，成都下着大雪，我把空调开得很大，然而全身还是不停地发抖。我知道，那是因为我的心已经死了。醒来时已经是第二天，在医院里，我的父母、孩子陪在我身旁揪心地掉着眼泪，孩子跪在我的面前，请求我不要再做傻事。看到他们伤心的样子，我既感动又后悔自己的冲动。我想清楚了，等我康复后就结束这段婚姻。

　　可是我却找不到他的人影。最后，他回来了，却带着一身的性病。我追问他实情，他不理睬，而且他始终不答应和我离婚。那时我真的失望了，却不知所措。

　　直到有一天，我看到“得邦公司”帮助妇女的新闻，便毫不犹豫地请求她们的支援。在事实面前，他终于低下了头。后来，我也加入了得邦公司，并成为了一名妇女维权工作者。

　　“无论我躲到哪里，

　　他都能找到我，

　　对我拳脚相加……”

　　我叫崔丽，今年43岁，现在没有结婚也无儿无女。

　　我是一个自信并对生活充满热爱的人，因为我有理想、有能力、有冲劲。25岁时，我认识了夏涛，他为了追求我用尽了心思；而我当时也很单纯，没有对他进行更多的了解，也不顾父母的反对，与他结了婚。

　　然而，我的轻率却让我走入无底的深渊。结婚才一年，我便怀孕了。他的丑恶本性显露出来了：不做任何家务事、喝酒、赌博、夜不归宿，说他两句就不满。他可以在任何时候、场合对我发火、动手。有一次，我和他在街上走着，不知为何，他突然和我吵起架来，并揪着我的头发打我耳光。围观的群众看不下去，都劝他不要对一个孕妇动手，他就转而去骂那些人。警察来了也只能表示这是家务事无法插手。为了孩子能健康出生，我只能躲开他。但无论我躲到父母家、朋友家、同事家，他都能找到我并对我恶言相向、拳脚相加。那对于我来说真是个深渊，我连做梦都会吓醒。

　　我向法院提出离婚申请，但未能得到同意。我只好告诉他们，如果不同意我离婚，我就去死。在妇联的帮助下，法院终于同意我的申请。而我思前想后，忍着内心巨大的痛苦，还是选择把已经8个月的孩子做了引产，目的就是要断绝所有以后和他见面的机会，让这个噩梦从此消失。离婚好几年，我还是无法从中摆脱出来，我每天疯狂地想着怎么复仇，想杀了他……可是，这只是想想而已，我最终找到了解脱的方式：拼命工作。

　　我在年迈父母的支持下去做生意。创业初期非常艰难，为了帮我省钱，我的父亲承担了厂房的打扫、修理等工作。冬天到了，父亲总会早早起来，为我们烧一大锅热水，以此驱走寒冷。

　　我冰冻的心在这种无比炽热的亲情中逐渐融化。谁知，在一次修理屋顶漏水时，父亲失足摔了下来，才十几个小时就去世了。我陷入了自责的深渊，我痛恨自己，如果当初听父母劝告不和那人结婚，就不会一步步走到今天，父亲也不会因为帮我而失去生命。从此，我变成了一个麻木的人，没有了欢笑和向往。

　　经过十年努力，我通过自己的能力挣到了很多钱。我在昆明买了地，盖了度假村，这里三面环水、风景秀丽，还有三个鱼塘。因为我的父亲酷爱钓鱼，我为了纪念他才专门修建的鱼塘，可是，我现在却只能望着鱼塘独自掉泪，不能让父亲享受，是我一辈子最大的遗憾！

　　现在的我已经对婚姻丧失了信心，我只想一个人平静地走完一生。

　　记者感言：

　　和崔丽是通过电话交谈的。她在电话那头不停地啜泣，尤其是谈到婚姻给家庭带来的惨状时，她泣不成声，令记者的心也随之一阵阵紧缩。她说，在了解到妇女维权中心成立的事情后，她作了一个决定：想通过和云南省妇联或者女子维权中心合作，把度假区变成妇女的避难中心，让那些还在遭受家庭暴力和婚外情又决意脱离的妇女有个安全的归宿。

　　(新华社专稿)

　　(注：文中涉及的当事人均为化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