戴上面罩讲性故事为了将来大家都不戴面罩艾

　　深夜节目《面罩》，共准备了12种华丽的面罩。每一种都代表一种情绪：悲哀、忧愁、愤怒、喜悦……可是，每次节目的最后，主持人总会试图说服当事人，摘下面罩，直面镜头说出心里话。这是一个意味深长的悖论——

　　目前人选靠专家介绍将来可以电话报名

　　一个戴着华丽面罩的女子，忧愁地诉说着自己的性故事。这是明年1月1日将在全国50家以上电视台播出的深夜节目《面罩》的一个场景。

　　每期节目将请一名当事人做客演播室，戴上精心设计的面罩，讲述自己的性困惑和性故事。目前，当事人主要靠专家介绍，将来会接受各地的观众电话报名。

　　为什么要戴面罩？《面罩》节目的制作方，北京世熙传媒总裁刘熙晨这样解释：戴着面罩，只是权宜之计，我们的希望是当事人，包括整个社会，可以不需要一个面罩，直接面对关于性的若干问题。

　　与其说是性节目不如说是性教育节目

　　作为《面罩》的总策划，刘熙晨在采访中多次对有媒体将其称为“第一台性节目”表示不满，他谨慎地表示，“生殖健康”节目的说法更符合国家政策，更能让大众接受。

　　刘熙晨认为，《面罩》关注的是普通人的生活，希望能够给观众提供必要的帮助，因而单纯称为“性节目”不够准确：“我们对《面罩》的定位，是对成年人的性教育节目。”

　　他认为，《面罩》更多的是在中国传统性观念的背景下，探讨现代人共同的性困惑，解答一些具有共同关注度的性问题。他举一期节目为例：一个父亲忽然发现自己16岁的女儿偷尝了“禁果”，感情和理智发生了冲突，十分苦闷。这种情况下，如何面对，如何解决，就成为一个共同的话题。

　　现有法规政策没有不允许谈性的规定

　　过去，电视界有一个共识：涉及到性的节目，有着太多的“雷区”，宣传的“度”难以把握。因此，尽管在报纸、杂志、网络甚至广播都有了许多性话题的今天，作为大众媒介的电视，在性话题中缺乏声音。

　　“找遍现有法规政策，并没有不允许电视节目谈论性的规定。”刘熙晨说。同时，形势的发展，使他相信一个突破“禁区”的时机已经来临。“因性传播的艾滋病比例上升，使性道德和性健康重新进入了人们的视野。”

　　今年8月，6部委联合下发的关于允许安全套在大众媒体做公益广告的意见，似乎也预示着相关部门出于对艾滋病防治的考虑，在涉及性的媒介宣传政策上有所松动。

　　每期节目内部三审还要听电视台意见

　　即使有中国人口宣传教育中心的支持，刘熙晨还是用“如履薄冰”这个词来形容自己制作节目时的心态。每一期节目，除了内部经过3次审查外，还要送到电视台听取他们的意见。

　　刘熙晨对《面罩》相关工作人员的第一条要求是，每个人必须对国家关于性的宣传政策烂熟于心。

　　刘熙晨这样描述自己对于“度”的理解：《面罩》要做的不是一个学术的、专业的探讨，因而对许多专家前卫的思想作了很多保留。

　　娱乐化过强的节目不适合中国社会

　　他并不讳言，这样的把握使节目损失了不少“观赏性和可看度”。但他也认为，国外那些娱乐化过强的节目，不适合中国社会。

　　《面罩》的主持人，著名性话题电台节目《今夜私语时》的主播孙岩，是防止话题“越界”的重要一关。在她看来，“善意”是一个最好的防护层：善意地引导当事人，希望从他们的故事中给观众启发。此外，她举例说，“在节目中，可以讲性知识，却不可以讲性技巧，这就是教育和色情的区别”。

　　电视台有的催早播有的有顾虑不愿播出

　　《面罩》获得了许多专家的好评，送到各电视台，赢得一片叫好声，甚至有电视台催着节目早点开播。不过，刘熙晨证实，也有一些电视台尽管承认节目质量好，但仍然有顾虑而不愿意播出。

　　记者了解到，按照业界惯例，《面罩》的播出并不要得到有关部门的批准，而是采取制作方和电视台合作的模式，由电视台委托制作方进行。

　　那么，如果节目一旦越界，将会由谁来管理呢？

　　刘熙晨说，他们不希望出现这样的情况，因为那会对整个节目带来伤害。

　　声音

　　大学生：我愿做性故事的当事人

　　北京师范大学中文系大四学生小亮：我期待这样一档节目出现。如果对有关性的常识的传播不能保证正常渠道畅通的话，反而会加快旁门左道的发展，比如色情网站。我愿意做节目中性故事的当事人。

　　老师、家长：处理好性与黄色的关系

　　北京呼家楼中心小学教六年级社会课的郝老师：这档节目应该很受欢迎。作为一名教师，我希望让学生早点了解。但这档节目一定要处理好“两性”与“黄色”的关系。

　　部队工作的郭先生：对这类节目我不一定收看，但也不反对。我女儿刚刚大学毕业，不会阻止孩子看。

　　学者：这是一件了不起的事

　　中国社科院社会学研究所研究员李银河：该节目在中国推出是一件了不起的事情，希望它不仅传播正确的性知识，还能够传播正确的性观念。

　　一个母亲的外遇和一档节目的大考

　　“我们从此不再是孤军奋战了。”北京人民广播电台《首都生活广播》台长纪列鸿这样评价《面罩》的即将登场。

　　公然讨论两性问题招来言辞尖刻的电话

　　1998年5月4日，北京《今夜私语时》节目开播。当时，节目组工作人员虽然感受到了有关部门和社会对于性话题态度开始松动，但仍感压力很大。

　　节目主持人孙岩这样描述当时的情形：她自己不情愿地接受了这份差使。虽然雪片般飞来的信件使她有了成就感，但偶尔有人打来言辞尖刻的电话，让她有些懊恼。

　　纪烈鸿受到的压力似乎更大，一些老年人纷纷把电话打到总台，猛烈地抨击：为什么广播里会出现这样公然讨论两性问题的节目？

　　劝女孩理解出轨的母亲节目面临最大危机

　　北京性健康教育研究会副会长马晓年曾是节目组经常邀请的嘉宾。他的一些观点在当时遭到许多听众的反对。2000年到2001年间，这种质疑的声音达到了顶峰。

　　一次被纪烈鸿认为是该节目面临的“最大考验”出现了。当时，一个女孩发现自己的母亲有外遇，痛苦不堪，并写信向该节目求助。讨论中，马晓年对性道德等问题进行分析之后，话锋一转，建议那位女孩“从另一个角度想一想，是不是母亲有什么苦衷，能否理解她”。

　　节目刚播出，质问、责难的电话和信件“铺天盖地”，更有人直接责问他们“是什么导向”。

　　纪烈鸿如今回想起那段经历，面带微笑。当时，他们作了这样的解释：我们需要做的，是对听众负责，帮助她减少痛苦。而草率地批评她的母亲，对她毫无帮助。对这一解释，总台十分认可。

　　重要的是提供帮助而不是宣扬享受

　　纪烈鸿开始寻找政策允许的突破点。开播不久，他们联合国家计生委，开始以“优生优育”为题目介绍两性知识，后来又开办“青春热线”、“艾滋热线”，宣传青少年健康等知识，从而规避了许多可能出现的风险。

　　对于如何把握涉性节目的“界”，纪烈鸿也做过许多尝试，其中不乏他自己认为很失败的个案。有一次，该节目组织了一次“满意的性生活”的讨论，听众踊跃参加，津津乐道。那次节目同样受到了严厉的批评，纪烈鸿也承认那是一次不该有的“出格”，对于报道原则，他这样理解：我们所做的是为听众提供帮助，解决问题，而不是去宣扬享受。

　　纪烈鸿告诉记者，广播节目经过了几次调整，但是《今夜私语时》却一直保留着，而且收听率居全台之首，好评如潮。

　　(中国青年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