贪官被审计出8000万问题款 法庭上只认定36万 (2)

　　这位局长分析说，这有人为的因素，也有法律的问题，即使是人为的因素也是由于法律漏洞造成的。

　　“最难的是对挪用公款的认定。”今年，这位局长与同事们办了28件案子，只有3件被

认定为挪用公款，都是非常明显的挪用后给个人使用，如拿去赌博、买房。在以前，80%都是挪用公款。“不是此类犯罪少了，其实是非常多。”

　　2001年，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发布关于《中国人民共和国刑法》第三百八十四条第一款的解释，对挪用公款“归个人使用”给予三条解释。在对这三条的理解上，这位反贪局长与一些法官交流过，基本上理解各不相同，也就导致了“各地区、各法院、同一法院的不同法官”作出不同的判决。

　　曾有个案件，是身为国企老总的姐夫把公款挪给妻弟的公司使用，法院认为其不构成犯罪，因为妻弟没给姐夫好处，就是没“谋取个人利益”。“精神上的难道就不算吗？只能是有形的物质利益？”这位局长很不理解。

　　某单位领导私下把1000万元交给朋友去炒股，后单位发现后追回，可只剩下700万元了。给国家造成的300万元损失的当事人也没有被认定为犯罪，因为当事人辩解说：“这样做是想为单位谋取利益。”法院由此认为当事人没有主观故意。

　　“这种情况已经严重到不是个别案件，是普遍问题，非常普遍。”因此，法律界人士认为，法律规定不够细致，导致执法者对法律的理解认识上偏差，导致“挪用公款的案件几乎是没法办！”而“最后受损失的还是国家！”

　　“执法水平的问题”

　　挪用公款的案件不好办的原因，一位检察官总结就是变化快，五年内有关的司法解释变化了三次，而且互相矛盾。

　　至今，他还记得自己参与的某纪委副主任晋某的案子。法院一审时还认定了他们提交的晋某贪污数额大概是几百万元，二审法院只认定了10多万元，因为二审法院认为其中的股权是否构成贪污不好认定。“这种情况越来越多，可法律并没有更细化的解释”。

　　“职务犯罪案件确实不好认定，很困难”，北大教授陈兴良很同情办案人员的处境，但他认为根本原因不在法律，而是执法人员的水平问题。

　　“法律没有错，不存在漏洞问题。是执法者对法律的理解有问题。”清华大学周光权断然回答，他认为这是一个不需要讨论的问题。

　　陈兴良还说，法律对于贪污受贿已经给了很宽泛的规定，没有漏洞，不存在鼓励犯罪的问题。

　　“提高执法者素质是一方面，健全法律、健全社会监管制度也能预防犯罪。”这位检察官的声音代表了大部分司法实践部门的愿望。

　　检察机关早间就提出了反腐败目标：从让人不敢不能，到不想腐败。但是现实的结果并不能如人所愿。

　　《中国改革》杂志曾披露：中国现在每一年贪官腐败总金额为1.5万亿人民币(近2000亿美元)，这个数字约占中国一年国民生产总值的1/7。

　　住别墅，开宝马，送子女去国外读书，是某些政府官员的生活，反贪局一位官员说：“这是公开的秘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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