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刘海明
公益事业部门召开价格听证会时，其代表的意见总是和公众的普遍意见出入很大，有时甚至是“背道而驰”。这两天，当北京市文物部门利用听证会将世遗景点价格上调的消息出现在媒体上后，在众多读者或网民中遭到强烈质疑，出现了一面倒的反对之声，但令人惊讶的是，听证会上代表们却基本认可涨价。(见12月2日《人民日报》)
看着报纸上公布的涨价前后的价目对照表，涨价的幅度足以让我们这些很少光顾这些景点的潜在游客感到有点刺眼。看看公众对此次听证会的强烈反响，不由得让我疑窦丛生：为什么那些参加听证会的代表所持的意见，总是和广泛的民意中间隔着一条相当宽阔的鸿沟，一方面是少数代表对文物部门涨价的提案表示赞同，另一方面却有那么多普通百姓对涨价持强烈的反对意见？既然意见背道而驰，那么，听证代表参加听证会又到底代表谁的利益？假如纯粹是为听取要求涨价一方的意见而听证，这样的听证会还有举行的必要吗？倘若是代表公众的利益，缘何他们发出的声音遭到公众的强烈质疑？听证会开到这个份儿上，究竟是听证会本身的悲哀，还是听证代表抑或公众的悲哀？
听证代表的意见总是和公众的意见差别很大，最简单的解释是：参加听证的代表不是公众推举的，而是举办听证一方自己有选择地邀请的。正因为这样，所谓的听证代表，其所代表的利益显然不是公众的普遍利益，而是希望涨价一方的部门利益。这种代表举荐制度的错位，使听证会无异于掩耳盗铃式的听证，欺世盗名的听证。
事实上，真正意义上的听证代表，应当由公众推举，而已经召开过的听证会很少能开明到这种程度。这样一来，听证会也就成了打算涨价部门自家举办的“宴席”，哪些人适合邀请才邀请他们出席，主动权完全掌握在自己手中。这也正是绝大多数涨价听证会极少听到反对之声、都能“胜利闭幕”的原因所在。
其实，公众反对涨价，不纯粹是因为涨价意味着要多掏自己的钱包，而是基于更理性的因素。在媒体公开的读者留言中，许多公众要求给出涨价一个强有力的理由，有读者提出先由审计部门进行审计。假如提出涨价的部门经不起审计，允许它涨价的后果是什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