巨额损失三大追问

　　巨额损失三大追问

　　本报记者 洪克非

　　深圳会展中心三次选址，两次变更，造成损失近5000万元，引来一片责难声。许多人追问：谁该为此负责？

　　记者在采访中了解到，追问主要集中在以下几个方面：

　　专家是怎么“科学论证”的？为何出现几次完全不同的“最佳方案”？

　　三个地址，最初的选择都不是没有依据的。既然有多种方案，也有不少各部门专家参与规划论证，而这些“科学论证”也是作为政府决策参照的，怎么造成后来的巨额损失？

　　在当地学术界，许多专家对于会展中心目前的选址，仍然颇有微词。深圳会展中心一期工程结束后，当地媒体对其经济效果则多予以好评，称“业内专家预言，正式启用后的深圳会议展览中心，将带动周边数以万计的人流、商流和商机，形成能量巨大的辐射半径……在以深圳会议展览中心为圆心的会展经济圈内，住宅单位均价在每平方米9000元上下，写字楼均价不会少于每平方米1.2万元”。这被有些专家认为是强烈的急功近利思想，导致人口与经济活动高度聚集，对环境的“负”效应明显。

　　深圳大学刘尔明教授在接受媒体采访时认为，会展中心现在的选址“是个非常糟糕的选择，与城市空间、规划以及交通的衔接不够”。他认为，目前的会展中心对城市交通干扰很大，本次高交会需要进行交通管制，改变多条公交线路就是明证。

　　深圳大学设计研究院一位副院长对选址中前后几次论证结论不一现象直言不讳：这与知识分子的道义和原则有关，一些专家没能坚持操守。他指出，政府的宏观规划很难改变。主导的政府意见、或占主导地位的官员意志一旦形成，专家的利益化就会凸现———现实中不乏先由领导描绘“真理”，再由专家进行“科学论证”的事例。

　　他说，无论是国内还是国外专家，接到这个活儿肯定不容易，有的人即使发现了问题也不会予以否定，也不会建议不搞。这种论证只是为既成的决定找依据，已经和“科学”没多大关系，被相关人士形容为“泡沫真理”。同时，商业利益会让专家失责。现在的项目建设，规划、施工、监理的费用与整个工程是捆绑在一起的。“水涨自然船就高！”

　　规划可以随意变更吗？政府决策有没有延续性？决策是否太盲目、太随意？

　　深圳市一位朱姓政协委员表示，造成直接经济损失的主要原因是政策没有延续性、规划不科学、决策具有太大的随意性。深圳大学刘尔明教授表示，“我们很多政策没有延续性，具有太大的随意性。作为规划应该讲究科学性，不应该受外界太多影响。我们国内却有一种特别不正常的风气，规划可以随意改变”。深圳大学设计研究院的几位学者表示，“城市高速发展时固然会遇到一些始料不及的问题，但这次(会展中心选址)显然不是技术因素使然”。

　　广东金卓越律师事务所律师朱江华说，以往有关部门在处理这种决策失误事件时大都以“好心办坏事”、“交学费”搪塞，推掉责任，至于那些由领导班子集体决策造成的失误，更有“法不责众”这块顺理成章的挡箭牌予以庇护。他指出，严防决策失误造成重大损失，首要的前提是对决策失误进行法律层面上的问责，从根本上减少决策的盲目性和随意性。

　　会展中心建设成本是怎么超出预算的？“崽卖爷田不心痛”，谁给纳税人一个交代？

　　会展中心的花费问题也是被质疑较多的。记者从当地一份报纸上了解到，今年4月，深圳市建筑工务署在向现场视察的深圳市副市长刘应力、吕锐锋汇报时称，深圳会展中心投资规模将由估算的25亿元增至30亿元，同时将尽力控制在30亿元以内。但最后的审计结果是近32亿元。有知情人士告诉记者，这是由于很多规划都只有概算或者估算，项目分解并不细致，因而导致后来成本的不可控制。

　　在深圳居住8年的某外企公司主管陈中亮认为，“这样的问题并不少见，原因在于缺乏一个监督机制和法律体制来保证，花纳税人的钱也就流水无踪。”湖南天戈律师事务所律师罗秋林认为，在国外，首相或总统些许浪费，都会被人指责。而我们许多市政工程花的同样是纳税人的钱，却“崽卖爷田不心痛”。没有一个有效的监督机制和法律体制来保障的话，这些问题的重现将无法避免。

　　他说，比一些结果显性、重大的安全责任事故而言，地方政府所作出的一些错误决策，其负面后果可能需要几年甚至更长的时间才能显现，其责任追究必须明确。

　　在记者采访期间，全国经济责任审计工作会议在北京召开，审计署审计长李金华明确表示，审计署已将经济责任审计写入《审计法》修改稿，对政府领导干部，将重点检查重大经济和社会发展决策事项、政府财政资金管理，对问题干部将进行追究问责。有关人士认为，届时，像深圳会展中心三次选址这类造成损失的决策，将得到有效约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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