矿难事故频发 谁来拯救灾难中屡屡受伤的民工

　　近期事故频发，本报时政会客厅就农民工生命安全对话有关专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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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近期人们有矿难频频发生的印象，应该说是农民工的生死、安全、权益长期被社会包括一些地方政府忽略甚至漠视后逐渐被重视的结果。媒体和社会对农民工的关注度高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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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实际上“农民工”变成了一种很难摆脱的身份，一种待遇的鸿沟，试想，如果他们的权利和其他工人、城市人是一致的，死一个民工，企业就要承担与空难相当的赔偿，还会有那么多矿难发生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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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农民工问题上，很显然，仅仅依靠农民工自己或者是使用农民工的企业的自觉是不行的，维护处于弱势地位的农民工的正常权益，实际上就是要求政府更多地为他们提供服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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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四川每年出川的民工有几百万，要让我们的民工在维护自己权益时敢于说“不”，维权部门的介入是否及时就很关键。

　　主持人：记者肖建见习记者蔡宇摄影雷远东嘉宾：四川省社会科学院社会学研究所所长、硕士生导师郭虹

　　四川省劳务开发办公室副主任陈孟坤四川华西民工救助中心副主任马安全

　　在搜索引擎上随便搜索“重大事故”一词，无法回避的便是一条又一条的农民工血肉生命变成的冷酷的伤亡数字，和一笔微薄的赔偿，当事民工成了无数事故背后的最大受害者。而在这背后，是无数失去家庭主心骨的民工家庭从此天塌地陷。矿难、车祸……  谁来拯救灾难中屡屡受伤的农民工？

　　四川作为民工输出大省，如何确保我们的兄弟姐妹们在一个安全的环境下就业？昨日本报记者就此专访了长期致力于民工问题研究的省社科院社会学研究所所长、硕士生导师郭虹以及省劳务开发办、省华西民工救助中心相关负责人。

　　长期漠视

　　　　一些地方不把民工生命当回事

　　时政会客厅：每次事故之后，也总会听到有关部门的泣血陈辞，然而往往是遇难民工家属的哭声还犹然在耳，另一起矿难、事故就接连发生了，农民工血的教训面前为什么依然是事故频发？

　　郭虹：农民工的安全、权益问题不是今年的问题，也不是现在的问题。为什么最近一段时间会给人一种矿难事故频发的印象？真实的情况应该说是农民工的生死、安全、权益长期被社会包括一些地方政府忽略甚至漠视后逐渐被重视的结果。这种长期忽略和漠视的结果便是农民工在就业过程中遭受到的不公无法进入公众视野，甚至使一些地方政府不把农民工生命当回事情，出了事情不是积极地维护农民工权益，而是想方设法去捂、去盖，当然，这些部门或企业从骨子里也就没有把这种教训当回事。

　　马安全：从华西民工救助中心一年多的运作情况来看，一方面是部分企业特别是高风险行业的企业自身对安全的认识不够，片面追求经济利益最大化，在安全措施、安全教育等方面能够不投入的就尽量不投入，对民工的身体健康、生命安全缺乏应有的重视。另一方面，民工自身的安全意识、健康意识也不够高。

　　　　“农民工”背后

　　　　是一种待遇的鸿沟

　　时政会客厅：无论是企业还是政府，您认为这种漠视、忽略的背后是一种怎样的思维逻辑？

　　郭虹：从某种意义讲，这可以归结为一种制度性的歧视以及由此导致的文化性歧视。农民工是什么？说他是工人可是他长期以来无法像工人一样享受到社保、安全教育等国民待遇，说他是农民，可他们绝大多数实际上是脱离土地的产业工人。实际上“农民工”变成了一种很难摆脱的身份，一种待遇的鸿沟，尽管我们国家在工厂、矿山上班的人员中已经有60%是农民工，他们在矿山、工厂和其他人一样的就业，甚至是纳税。

　　这种歧视反映出来，就是农民工无法获得他应当具备的权益保障，比如这次陕西铜川陈家山矿难中，矿工在矿方的要求下只得冒着生命危险下矿作业，尽管有经验的矿工曾经表示出抗议，但正因为社会对他们权益的长期的漠视，他们自己也把自己当成了权益的边缘人群，这种抗议很难和矿方抗衡。试想，如果他们的权利和其他工人、城市人是一致的，死一个民工，企业就要承担与空难相当的赔偿，还会有那么多矿难发生吗？

　　陈孟坤：对，“农民工”这个说法本身就折射了这个社会，特别是城市在接纳我们的民工的时候，缺乏一种平等的精神，“农民工”这个什么工？相对而言，存在“工人工”这个说法吗？既然他们都在工厂、矿山上班，那他们在安全教育、培训、工伤事故等方面的权益就应该是一致的。

　　　　唤醒维权意识

　　　　农民工培训应当先行

　　时政会客厅：如何唤醒农民工的维权意识，使他们在关系到自身安全、特别是生命安全等权益时，敢于而且善于说不？

　　郭虹：在农民工问题上，很显然，仅仅依靠农民工自己或者是使用农民工的企业的自觉是不行的，只有政府更多地为他们提供服务，包括给他们提供企业职工的待遇，在劳动保障、职业培训、安全教育等方面一视同仁，民工自己才可能破除打工挣钱的想法，把工作当成自己的职业，更加主动地去了解自己所从事的职业，在劳动技能、安全素养等方面加强，树立“安全＝安全意识＋安全技能＋安全责任心”的意识，在危险面前敢于而且善于维护自身权益。

　　陈孟坤：实际上很多的农民工问题与信息不对称有关，事前他对相应的法律法规和从业知识缺乏应有的知晓，事中不知道可以通过哪些渠道表达自己的声音，事后又缺乏如何去争取自己权益的手段，这些都导致了农民工权益受到损害，甚至在高度危险的工作环境中失去生命。

　　在这些方面，政府有义务提高他们的素质，作为劳务大省，四川每年都有几百上千万的农民工在非农领域就业，有关部门也一直在考虑如何提高“川军”的质量。今年5月四川就启动了“千万农民工培训工程”，预备在两年时间内培训1000万农民工，截至今年3季度，已经培训民工257万，获证人员180多万。其中培训的主要内容就包括技能培训以及城市文明、卫生、生命安全等方面的引导性培训。

　　马安全：四川每年出川的民工有几百万，省委成立华西民工救助中心的目的就是在民工权益遭受侵害时候，通过与有关部门协调，及时帮助、救助民工，确保他们的利益。到目前，华西民工救助中心已经在全省范围内设立了几十家办事处，同时也通过省政府驻外机构在广东、上海、北京等地设立了维权办事机构，民工一旦有什么权益受损的情况，一定要尽快和当地有关部门以及我省的民工救助机构取得联系。

　　从去年开始，我们也推出了“四川华西民工救助中心维权卡”，上面就对民工应有的权益、遇到侵权行为如何维护自己的利益以及维权电话有明确的介绍，持卡民工可以通过维权系统获得帮助。

　　当然，要改变农民工权益被一些缺乏社会责任的企业损害的现状，整个社会给农民工“权利”脱贫确实是根本所在，如果我们的农民工都具备了和城里人对等的权利，他们的利益才能更有保障。

　　　　数字

　　　　1-9月“川军”赚回238.6亿元

　　据省统计局、省劳务开发办调查统计，1-9月全省转移和输出农村劳动力1238.5万人，比去年同期增加75.1万人，增长6.06%。其中跨省输出人数为724.5万人，比去年同期增加58万人，增长8.0%；省内转移人数为514万人，比去年同期增加19万人，增长3.7%。

　　据省劳务办、省农行、省邮政储汇局统计，1-9月从省外汇入现金238.6亿元(不含卡汇)，比去年同期增加19.2亿元，增长8.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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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安全还是妥协农民工别无选择

　　11月27日4时30分，四川巴中一辆准载51人的宇通大客车，行至108国道周至境内时，坠入7.5米深的河床，造成26人死亡、46人受伤。车上除去一些老人和孩子，59人是怀揣着打工梦想去上海务工的通江民工。12月1日，陕西省交管部门作出初步认定，客车严重超员、超速，驾驶员李波临危采取措施不当，是事故直接原因。

　　春运眼看就要到来，超载，这犹如猛兽般困扰乘客的梦魇，是否还存在于我们身边？12月1日至3日，记者分赴成都市内各中长途车站明察暗访展开调查。

　　车站

　　不放超载车出站台

　　“大家一定要到站内买票上车，这样才能保证乘车安全，不要再被外头的串串们骗了啊！”这是记者在采访城北客运中心负责人时，3位经理重复得最多的一句话。中心苏经理说，长期以来串串们频频在车站周围活动，专挑背着大包行李的农民工下手，“他们大多以价格来诱惑人家，等你上了车就开始等倒挨宰。”据介绍，这些在站外和串串勾结狼狈为奸的客运车，很多车况十分糟糕。一味追求经济利益的车主往往无视安全法规大肆超载，很多安全隐患被上当“农民工”带上了返乡途中。

　　“所以我们要提醒大家，特别是农民工们一定要到站内买票上车。”曾经理说，车站严格按照行业主管部门的“五不出站”原则，客车进站时要经过车辆安检平台的全自动检查，人工检查营运，合格后通过IC卡将信息输入联网微机，汽车出站时在出站口核定人数，白底黑字微机打单司机签字，一式两联司机和车站留存作为凭据。

　　司机

　　不超载咋个赚得到钱

　　既然车站对超载控制得如此严格，超载乘客又是怎样上的车呢？记者以一刚入行司机身份，在司机堆里寻找答案。

　　一辆停放在客运中心内的川K185**依维柯中巴旁边，司机正埋头吃着盒饭。记者上前打招呼：“师傅，现在还可以超载不？”“超载？不得行了，现在查得严，不敢喽！你问这个干什么？”“我刚开始耍车，有点关系可以超载，但不晓得咋个装人。打听一下，师傅你超载过没有哦？”

　　“嘿！不超载？！跟你讲，我从开公交车开始就超载，不超载咋个赚钱嘛？跟你说，我有回开准载14个人的车子，结果装了40多个进去！”这位40岁左右的内江司机得意起来，把记者拉上依维柯“现场教学”：“你看，这最后一排虽然是4个人的座位，但坐6个人没得问题嘛？超2个了哈你记到！”他的手随后移到了过道：“中间的过道，每一排搭一块厚差不多四五厘米的板子，上头起码坐2个人，总共5、6排，你算，又多了10到12个人了。”最后，他用脚跺了跺我们脚下紧挨驾驶座的一块空位，“你花几块钱买几根塑料小板凳往这儿一放，还可以再坐好几个，加起来不就超载十几二十个了啊？”这位师傅还说，示范的这个依维柯空间有限，换成他以前开的中巴车，随便多装20个人没问题。

　　民工

　　路途安全我们作不了主

　　在成都市城北客运中心售票大厅，安岳岳阳镇奎安村3组的付忠明和5个同伴蹲在售票大厅里等候回乡的班车。得知记者在采访汽车超载的话题，健谈的他很高兴地和记者聊了起来。付忠明和一群同乡是在今年4月离开家乡外出打工的，“我不得一个人出来的，一般都是和老乡或者朋友一起约好出来。为啥子啊？人多力量大噻，万一遇到啥子事情嘛也好有个照应。”42岁的付忠明还不是同行6人中年龄最大的，抱成团是他们最可行的一种自我保护方式。

　　“坐过超载的车吗？”“那当然。有时候要赶时间啊，不用跑到车站，司机在路上刹一脚就可以上车了。挤就挤点，将就了。”“有没有提醒司机注意安全？”记者这一问题让付忠明考虑了半天：“这个嘛，嗯，提醒过，可司机不听就没办法了噻。”和付忠明同行的张姓小伙子告诉记者，1996年之前，汽车超载的情况很多，后来要好得多了。1992年他去海南打工坐的大客车，司机走一路上一路的客，不知道硬塞进车厢多少民工，路上也没碰到过检查的人。严重超载的客车开起来左摇右晃浑身吱嘎作响，5天4夜，他愣是没睡着过，旅途中尽是担忧和恐惧。可尽管如此，车上还是没有一人站出来和沿途不停上客的司机交涉。

　　安全和妥协，农民工经常都要面临的选择，可大多都在无奈中选择了后者，这样的妥协，往往在一定程度上让自己成了受害者。　记者肖建见习记者蔡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