熊德明开始替他人讨薪了。去年年底，她因为向总理说了句实话，不仅替丈夫讨回了欠薪，而且在全国引发了一场声势浩大的“追薪风暴”。或许正是想借助于这一“效应”，今年这个时候，数百名老乡“慕名”请求熊德明远赴温州，为他们追讨医疗费和工钱。
从熊德明到达温州后的事态进展来看，维权之路并不顺利。据悉，此行的交通费是她先拿投资养猪场的钱垫付的，至于食宿费用，则由随行的媒体一起凑的。然而，随着讨薪行
动陷入僵局，熊德明在媒体面前忍不住掉泪了，不仅意识到讨薪前景艰难，更感到社会压力重重。何去何从，骑虎难下的她想必也是内心茫然。
熊德明式的维权折射出当前中国式讨薪的真实窘态。正如此间有关人士指出，不能寄希望熊德明马到成功，如果她确如乡亲或部分媒体所希望的那样所向无敌，虽然可以一时“快意恩仇”，却对于其它同类问题的解决未必有什么帮助。
从讨薪行动本身来看，想凭一己之力替老乡讨回血汗钱和职业病赔偿费，熊德明个人英雄式的热情和冲劲固然可敬，但她以及完全寄希望于她的人都未免把维权之路想得过于简单和天真。面对中国各地普遍存在的薪金拖欠和职业病赔偿纠纷，熊德明式的讨薪和维权不具有社会标本意义，甚至会误导一些人放弃社会正常投诉和救助渠道，从而转向依靠单薄的个人力量去讨薪和维权。
事实上，自从熊德明“讨薪”出名以来，到她家求助的老乡不断，经常被上门哭诉的人群围在家里。一些媒体也跟着“凑热闹”，单从他们一路浩浩荡荡“护送”熊德明到温州来看，熊德明此次维权之路恐怕少不了媒体暗中策划、推波助澜。难怪有批评人士不客气地说，本来严肃的维权行为越来越向一场“秀”靠拢。遭遇欠薪的农民工也好，追求“轰动性报道”的媒体也罢，还是统统放过熊德明吧，不如让她做回普通的农家妇女，安心在家创办她的养猪场。
毕竟，依靠熊德明个人的能力显然不足以应付繁杂的讨薪难题。解决欠薪问题，维护劳动者的合法权利，最终要靠完善的制度化保障和合法的组织化维权。现在，伴随着劳动监察条例的果断出台和实施，能不能解决好欠薪问题，越来越紧迫地考验着政府劳动部门的能力、责任和智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