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李克杰
11月2日上午，从北京市十二届人大常委会第十七次会议上传出消息：北京市高级人民法院院长秦正安表示，出于理论修养和审判实际经验并重的考虑，市高级法院已不再直接录用应届大学毕业生。北京市人民检察院检察长许海峰也谈到，年轻的检察人员尽管学历较高，有知识、有理论，但普遍缺乏办案经验和解决实际问题的能力。“我们也清醒地认识到
，检法队伍片面‘年轻化’所带来的一系列问题。”许海峰这样说。
检法队伍不宜片面强调年轻化，符合法律职业成长的内在规律性，是确保司法公正的必由之路，是司法理性的回归。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后，我国进行了全方位的改革，其中包括年轻化在内的干部队伍的“四化”建设，这是干部人事制度改革的重要内容。应当说，干部队伍的年轻化有力地扭转了我国公职人员年龄老化、思想僵化、论资排辈、缺乏活力的积弊，充分调动了年轻人的积极性和创造性，增强了国家公职人员队伍的战斗力，促进了改革开放事业的迅猛发展。但事实证明，对全部国家公职人员都一刀切地要求“年轻化”，抹杀不同行业不同职业对年龄要求的差别，是违背客观规律的，不利于特殊职业的健康发展。法官检查官就属特殊职业，不宜过分强调年轻化。
法官职业的特殊性在于它肩负着维护司法公正，实现社会正义的伟大使命。现代法治认为，法院是法律帝国的首都，法律则是这个帝国的国王，法官就是实施法律、维护社会正义的基本力量。法官无上级，其唯一职责就是服从法律。法官应该是独立和中立的，这是司法独立和司法公正的前提，更是实现社会正义的基础。法官要完成这些重任，一方面要具备深厚的专业理论基础，具有较高的理论素养和业务水平，另一方面还要具备丰富的社会阅历，具备公正、廉洁的道德品质和博爱、耐心的性格特征。而所有这些都需要一个人经过长时间的社会磨练和摔打才能获得，决不是一个初出茅庐小伙子能够胜任的，仅凭一腔热情与热血，一股子闯劲，是不够的。
在现代西方法治国家，法官都具有职业化和精英化的特征，它们为法官设置了极高的门槛，对法官的遴选异常严格。许多国家明确规定，法官必须从资深律师中遴选，初出茅庐的法科大学生没有资格进入法官队伍，担任法官。通过这样的遴选机制，有效地保证了法官的精英化，使法官不仅具备一般法律职业者的素质，更具备了丰富的社会阅历、娴熟的办案技巧、精当的诉讼经验和对法治精神的深刻把握，同时还具备了一定的经济实力，使他们能够远离尘世的喧嚣，不为名利所动，不为权势折腰，唯法律是从，始终坚持法官的中立性。正由于有如此严格的遴选制度，在西方国家里很少有年轻的法官，为此它们还规定了较高的退休年龄，许多国家都在65岁以上，有的甚至规定法官70岁才可以退休。对此，英国大法官柯克的一段话也许很能说明问题，他说：“法律乃是一门艺术，一个人只有经过长期的学习和实践，才能获得对它的认知。”
随着我国改革的不断深入，司法公正不仅成为依法治国的根本要求，也成为广大公众强烈追求的社会价值。因为法治意味着法律至上，意味着一切以法律为最高准则，也意味着全部问题最终都将变为法律问题(这是必然趋势)，提交法官最终裁决，司法公正将是实现社会公正的最后一道防线。扎牢这道防线，有赖于法官素质和水平高低，而造就高素质的法官首先需要时间。从这个意义上讲，我们能够认识到法官不宜片面强调年轻化，是我们对司法本质认识深化的结果，标志着我国对司法活动的认识日趋理性化。
其实，早在今年上半年，最高法院院长肖扬就曾指出，资深律师将有机会成为法官。它表明我国最高司法当局已经充分意识到现行法官遴选机制的缺陷，已经初步改变了片面强调法官年轻化的倾向。北京市高院院长的报告则标志着，不再片面强调法官年轻化已经付诸实施，成为现实和实践。值得庆幸的是，北京市检察院检察长也作出了同样的表示。这是司法理性的一次重要飞跃，是司法改革领域的一个重大突破，是令人高兴和值得庆贺的事情。
需要指出的是，这一思想转变目前还仅是“星星点点”的，远没有形成制度。此前还有报道称，明年各地拟面向社会招考法官检察官，仍然在继续为法官检察官的年轻化补充“能量”。因此，要在全国范围内叫停法检队伍年轻化尚需时日，还有许多工作要做。但不管怎样，北京市在法官检察官队伍建设上，在回归司法理性方面开了个好头。我们期待全国范围内的司法理性回归。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