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刘洪波
湖州试点3年之后，浙江省开始全面推行领导干部生活圈和社交圈考察。
“两圈考察”的内容主要包括个人修养、社会交往、家庭生活等情况。个人修养主要包括生活态度、兴趣爱好、生活作风和廉洁自律等；社会交往主要包括公众形象、遵纪守
法、交往对象、社会公德、社会责任、邻里关系；家庭生活则主要包括子女教育、赡养老人、夫妻关系、亲属关系、经济状况等。“两圈考察”的内容，几乎涵盖了“八小时以外”的全部生活。
据报道，湖州试点“两圈考察”以来，有86名干部倒在八小时之外，受到谈话诫勉、暂缓使用、取消拟任资格及党纪政纪处分，其中大多是因为生活不检点、公德意识差、不孝敬长辈等问题。
这个成绩说大不大，说小也不小。说成绩不算小，是因为近些年人们已经基本听不到“小毛病”也要被组织部门慎重处置的情况，通过“两圈考察”，生活细行开始被注意到，这总算是值得肯定的因素。但成绩又不够大，是因为从谈话诫勉到党纪政纪处分，小毛病，大问题，3年总共才考察出86人，这个数字恐怕远比纪委和检察机关处理的职务犯罪行为还要少，这就显得不够了。
“两圈考察”意在解决干部“带病上岗”、“带病提职”的问题，但从使用的方法看，主要是个别谈话、召开座谈会、问卷调查等方法，主要渠道是通过所在单位、社区、家庭、街坊邻里了解“八小时之外”的表现。这些方法，可以说很大程度上具有“打听情况”的特点，而不是严格意义上的调查，是否能够收集到干部的“病情”，并不是没有疑问的。例如浙江永康聘请了15位党政一把手的配偶担任“两圈”监督信息员，有人说请配偶担当“两圈监督信息员”，是对领导干部八小时以外行为的一种有效监督办法。但我想，配偶能够提供什么情况呢，夫妻之间，如果双方没有闹到反目的地步，恐怕也不会提供那些可能影响对方仕途的情况。
不过，自“两圈考察”在浙江跨越试点阶段进入全面推广的消息传出，社会上争议的焦点倒不在于效果如何，而在于组织部门考察干部的业余生活是否确实能够被视为完善监督的方向性变化。如果“两圈考察”是一种方向性的尝试，那么效果暂时差一点，并不是不可以再行改进；如果它并不能代表干部监督的改进方向，是否应该推广就另当别论了。
在试点过程中，已经有干部提出“八小时以外，就是我个人的生活时间。虽说我是个干部，但我也是一个公民，我也有自己的隐私权”。有相当一部分社会舆论认可这种意见，认为“两圈考察”会侵犯干部的隐私权。其实，公众人物的隐私权是相当有限的，领导干部是毫无疑义的公众人物，他们是社会的管理者，与娱乐明星相比，他们的行为更受大众关注，直接关系到每个人的利益，因而更有必要受到公开的监督。且不说，“两圈考察”采取的谈话诫勉、暂缓使用、取消拟任资格及党纪政纪处分多属“内部掌握”，就是把领导干部的细行小故完全公开，也没什么不合适的。这一点只要看看国际新闻，也应当很明确了，为领导干部的隐私权忧虑，没有足够理由。
又一种意见认为，在完善的法治制度与民主社会中，官员的一切收入无所遁形，官员的一切作为也自有民众与舆论来作评判，独立的司法系统可以不受行政权力的干扰而调查官员，这才是领导干部监督的改进方向，而不是“两圈考察”这类“创新”。
这种意见说出了问题的根本症结。很多不解决根本问题的官员监督与管理办法，起到的作用不过是叠床架屋，付出很多的劳动，而收效极微。“两圈考察”可能落入同样境地，它可能成为组织部门一个耗费甚巨的工作，而得到的有关官员的信息却浮泛表面，难以起到真正的监督作用。虽然在完善的法治制度与民主社会中，官僚系统本身也绝不会将官员的个人生活状况置之不问，官僚系统仍然会高度注意官员是否存在“与公务员身份不相称”的行为与品格表现，但是众所周知，在那样的制度之下，官员有违其公众身份的行为，大多不是由官僚系统自身所发现，而是由无所不在的紧盯着他们的公众发现，并且经过媒体公开报道而得到社会关注的。一个官员被从狗仔队到普通公民的无数双眼睛的盯住了，任何被怀疑为不当的行为马上成为公众知悉的事件，透明与公开是有效监督的不二法门，“内部掌握”并不是完全没有，而是一件事情往往欲“内部掌握”而不得，因为为满足公众知情权而存在的大量传播机构可以采用各种可能的办法来得知“内部情况”，并且迅速发送到全体公民面前。事实已经证明，这种公开的监督方式，尽管可能有不同利益集团间“相互倾轧”、“尔虞我诈”的成分，但对于公众而言，得到的好处是基本不用担心官僚系统内幕重重，对官僚系统而言，得到的好处是能够营造出一个为社会所信任的管理环境。
完善监督的方向不是种类越来越多的“组织考察”，而是直接向社会授以无须中介的直接而且公开的监督权利。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