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雷颐
教育制度、体制的任何改革变化，受影响最深、最直接的“当事人”莫过于学生。教育是“百年树人”的事业，事关重大，因此有关制度、体制的变化一定要慎之又慎。因为举措一旦失当，哪怕只有“短短几年”，但对受影响的那一茬学生而言则很可能是“贻害终身”。
几年前，当北京市刚决定实行小学升初中电脑派位时，我就多次撰文指出，由于中国的教育格局在相当长的一段时间内不会有根本性变化，高等教育和中小学的优质教育长期将属于“稀缺资源”。如何分配这种稀缺资源，是任何教育体制的“制度设计”都要解决的重要问题，更是我国教育“制度设计”的一个基本背景。
“电脑派位”的初衷确是为减轻中、小学学生的学习负担而进行的入学改革，但在实际中，凡有权力有关系者，子女统统成为“择校生”，广大没有关系、权势的家长也想尽一切办法“拉关系”交钱，让自己的孩子“择校”。
之所以要拉关系是因为“择校”严格说并不合法，所以如果没有“关系”，有钱也交不上，用广大家长的话说就是“想交这几万块钱还要求爷爷告奶奶”。由于择校费并不是公开的明码标价，根据“关系”的亲疏、权力的大小决定“择校费”的多少，少则几千元，多则好几万甚至十万元。在这种“运作”过程中，必然充满了惊人的黑幕，滋生出严重的腐败。更严重的是，这种政策实际上剥夺了贫寒人家子女原本凭考试的“高分”就能享受优质教育的权利。几年的实践证明笔者“不幸言中”，电脑派位弊端暴露无遗，所以广大家长不禁发出“还是考试好”的感叹。
面对此种情况，有关部门最近决定可以不再坚持“电脑派位”作为主要方式，而实行“多元化”选拔方式，但这种“多元”却又规定必须把考试排除在外。其实，这种“多元”将使学生、家长更加茫然。
因为在学生、家长与学校、主管部门的“交易”中双方拥有的信息是不对称的，这种不对称将造成了交易双方的利益失衡。学生及其家长对入学信息的了解总不如学校及其主管部门，因此校方总可以凭借信息优势获得种种额外利益，损害学生和家长的利益。所以，减少“信息暴利”是维护资源分配公平有效的基本措施。而标准越是简单明了，如以考分为准，信息不对称的程度越小，选拔过程将越公平；标准越是复杂“多元”，信息不对称程度越大，选拔过程将越不公平。
平心而论，教育主管部门如此制定政策的出发点肯定是为了纠正考试之弊，而非成心要“扩大信息不对称”，立意不可谓不善。但揆诸历史，立意善良的政策因脱离社会现实而在贯彻实行中屡屡碰壁、甚至适得其反比比皆是。而公立中学之间教育水平、教学条件的差别之大令人瞠目，学校实际是教育行政主管部门主管下的一个“行政机关”，社会监督仍很薄弱，各种腐败屡禁不止……这种社会现实将使除考试以外的其他选拔方式问题更多。
很明显，教育的根本症结并不在教育本身，而在社会结构与体制。没有相应的社会、政治体制变革，教育很难进行根本性变革，也很难真正实行素质教育，如果强要教育“单兵突进”进行剧烈变革只会使问题更加严重。
我们当然应该追求“更好”，但首先必须防止“更坏”。因为教育与社会是一个密不可分的整体，不能脱离社会就教育改教育，素质教育实际是一个社会工程，教育体制的重大改革需要社会结构的巨变与之相配，教育的改革实际是牵一发而动全身的全面变革。从根本上说，只有学校确实成为一个独立的教育单位而不是行政体系中的一个“行政单位”，对权力进行制约和监督的政治体制改革取得实质性进展之后，才有真正为“素质教育”而废除考试的条件。
现在各种“教改”措施不断出台，而脱离社会现实的改革往往由于问题层出不穷而朝令夕改，这种“改革”成本最终要由学生承担，学生事实成为政策实验的“白老鼠”。为了使教育改革健康发展，学生真正成为改革的受益者而不是“实验品”，教改的规划和制度设计应该更加慎重缜密，切忌匆忙，改革的时间、进度、步骤，尤其是与社会的“契合度”，必须通盘考虑。由于教育改革与千家万户的利益紧密相涉，所以任何重大措施的出台，都应经过广泛的公共讨论。
其实，教育本来就是公共事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