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朱荣林
走马上任3年6个月安徽蒙城县副县长的相声演员牛群，被迫辞职重返舞台的消息，令人对县域经济发展思路进行再思考。安排一位著名的相声演员以挂职锻炼的方式任职副县长，这本身便是一种商业动作，其策划手段也算是一个创举。但是，事隔3年，牛群失踪，“伯乐”(县委书记孙克杰)自杀，债主追讨，法院传讯，蒙城一片混乱。
蒙城的惨重代价引发了人们的思虑。
思虑之一是创收职能正在取代政府职能。县域行政单位的财政拮据源自三大因素：一是事权与财权的严重不对称。除军警之外，全国县级单位承担了40%财政供养人员的“人头费”(即工资)，而财政分配所得只占20%，故可动用财政极其短缺；二是“形象工程”压力沉重。县级行政区划是我国行政区划系列中最为基层的独立单元，是经济实力排序的竞赛对象，更是各级政府视察评估的基层实体。因此，县级领导班子创政绩、出形象的压力十分巨大，都在兄弟县市中不甘人后，以求出人头地；三是政府干预经济的成本上扬。主要是国有经济的衰落，假冒伪劣的猖獗(如阜阳劣质奶粉事件至今令人惊心动魄)，产业结构的扭曲，以及各地下岗工人的消化等问题，都增加了财政的压力。于是，多数地方政府想到了走“经营城市”之路。在他们眼中，经营城市就是“城市资源”的经营，这里包括土地批租、特许经营、政府资源出售(如领导岗位资源和“挂职”转让等)。有些县城政府干脆将政府管理公司化，书记出任董事长、县市长出任总经理。据报载：某著名企业与外商合资共同投资建设一个4亿多元资产的大企业，当地政府随之走马上任。市委副书记亲任工程建设的总指挥，并组成建设班子；土地局局长跑批文、挑用地；计委主任为工厂找材料、搞设备：公安局领导为工厂当保卫、维持秩序；组织部长则负责组织铺设高压线路。这种政企严重不分的行为背后隐匿了政府干预正常的经济秩序以及滋长腐败，但竟被某些大报誉之为“企业所需要的政府”。
思虑之二是浮躁作风正在取代经济行为。靠造势和名人效应来推动经济建设，是一种政治运动年代的遗风。其特征有三：一是作风浮躁，华而不实。不少县级政府主要领导缺乏经济工作经验，经济动员停留在政治发动上，政治鼓动也只是停留在对上级文件和媒体时评的模仿上，泛泛而谈，通篇空话，导致下属讥讽，百姓生厌；二是指标虚假，欺上瞒下。将社会炒作之风引进县政管理，以名人效应取代实事求是、制造虚假繁荣，形成“泡沫政绩”，便是蒙城领导班子的执政逻辑。在当前“GDP出干部”的机制驱动下，正在形成“干部出GDP”的局面。有关统计专家告知，我国县城GDP统计的真实性堪虑，有的为求加官晋级，GDP正在贬值(即浮夸虚报)，有的为求避税增利，GDP正在缩水(即保守瞒报)；三是行为短期，牺牲长远。仍以蒙城为例，县级领导班子为求短期政绩不惜制造“三大杰作”，即牛群商贸城、五子牛特校和五子牛饮品公司，轰动全县，震惊四邻，可谓“不鸣则已，一鸣惊人”。其庞大的投入，指望的是长远的产出，人们当然拭目以待。但由于缺乏专业眼光的论证和评估，加之管理规范上的缺失，结果仅仅维持3年的“海市蜃楼”消失了，政绩转为败绩，债权成为债务，名角变为被告，牛群进法院，书记入班房。
思虑之三是同构产业正在取代特色经济。我国地域辽阔，地区经济差异性大，无论从地貌复杂程度，还是从资源禀赋程度，或是从人文历史程度看，各县之间的经济发展均无法相提并论。为此，县域经济的产业设定必须与地区功能定位、现有产业优势及与周边大城市关联度联系起来进行综合思考，而决不能采取从众定位、模仿定位、攀比定位和随机定位的盲目态度去发展自身产业。合理的产业定位应具有以下原则：一是竞争性原则。县城经济设定的重点产业不能是自封的，更不能是领导“钦定”的，而应具有市场竞争的基础，适应于地区功能定位，又具有市场有效需求，还要有相应的供给能力，更要能在竞争态势下立足；二是差异性原则。尽管产业内涵与周边县市可能同构，但发展模式要有差异，有的是发展主机装配，有的则发展零配件，有的则是开发与研制等。差异性的模式同样应当适应于竞争的原则，必须在质量、服务、成本和规模上取胜；三是配套性原则。县域经济由于规模性和技术性的限制，当主角的机会相对较少，而当配角的机会颇多，应当在与周边龙头企业之间的互补性空间上做文章，发育自身的配套经济。总之，县域经济规划必须从实际出发，脚踏实地地逐步升级，切不可企望一步登天。其实，牛群刚到安徽蒙城的初衷也只是“赶着牛群奔小康”，几乎没有不切实际的奢望。问题在于：在干部任期与经济周期错位的情况下，县级政府领导大有“只争朝夕”之概，直指望乘着飞机追小康，悲剧因此而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