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20世纪90年代日本对华ODA政策调整

　　日本对华提供ODA之初，大平首相便宣布了对华经济合作三原则：不搞军事合作；不损害日本同东盟国家等其他发展中国家之间的合作关系；不谋求意在独占中国市场的排他关系。这是日本对华提供贷款时的一种自我限制，主要目的是为减少国际上对日本开展对华经济合作可能产生的阻力，而不是束缚或要求中国的原则。

　　1988年8月，邓小平在北戴河会见日本首相竹下登时便对日本对华ODA表示诚挚的感谢，并提到，“本世纪末实现经济翻两番的设想是受大平的启发。”对此，竹下表示：“日本单靠自己今后难以发展。我不用经济援助的提法，根据经济合作的考虑相互补充，才有利于亚洲的和平与稳定。” 1989年6月，日本参议院外交综合安全保障调查会经过3年调查完成了一份有关日本ODA问题的“最终报告”。继而参议院根据该报告通过了《关于国际合作的决议》。其中关于实施ODA的原则首先是“以尊重主权，不干涉内政为本，自主进行”。国会决议对政府虽无法律拘束力，但根据日本宪法它具有政治和道义上的拘束力。

　　然而，1989年苏东剧变，北京发生政治风波后，在美国影响下，日本外交和ODA政策发生变化。日本冻结第三批对华日元贷款，直接背离了上述国会决议规定的援助原则。虽然后来海部俊树内阁恢复了对华日元贷款，但1992年日本国会通过所谓《ODA大纲》，其中虽然提到ODA要根据联合国宪章的各项原则(特别是，主权平等与互不干涉)来提供，同时又提出所谓“ODA大纲四原则”：(1)兼顾环境与开发；(2)避免用于军事用途及助长国际争端；(3)从维护和加强国际和平与稳定，以及发展中国家应将国内资源妥善而优先分配于本国经济社会开发的角度，密切关注发展中国家的军事开支、开发和研制大规模杀伤性武器以及武器进出口等动向；(4)密切注意发展中国家在促进民主化、引进市场经济以及基本人权保障等方面的动向。同时指出，如果出现持续过分的军事支出、明显有悖于民主或严重侵犯人权等情况，则有必要重新修改对该国的援助政策。这样一来，日本ODA政策便发生根本性变化：把自我约束变为约束别国；把是否提供ODA，与别国的军费开支、人权及民主状况挂钩；给对发展中国家的援助注入意识形态因素；把原来互利合作的渠道变为体现本国意志的外交手段。正是在这一背景下，日本在1996年曾针对中国核试验一度中断对华无偿援助，并将为期5年的日元贷款计划改为“3+2”方式。这种打“援助牌”的做法非但没有奏效，反而损害了大平内阁以来日本对华ODA的良好形象。

　　2001年日本政府决定，日元贷款将从承诺多年度贷款方式，转变为根据贷款项目申请清单决定单年度贷款额的方式。包括无偿资金协力、技术合作以及日元贷款在内的所有政府开发援助，都将不再实施以往的被固定金额方式，而是应中国对日本经济协力的新需求采取相应的措施，并要考虑本国严峻的财政、经济状况，就单个项目立案以予评审后，根据所实施的项目积累方式提供。2001年后援助重点转向环境领域，援助额逐年下降。2003年度对华日元贷款比上年减少20%，比2000年减少一半，为966.9亿日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