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杨耕身
在很短时间里，浙江临安3000人的拾荒大军就走了三分之二。原来，临安成立了一家拾荒公司，所有在临安从事收旧拾荒者必须被纳入公司管理：一次性向公司交付60元的牌证工本费，每月向公司缴纳60元的“经营权使用费”。
(12月4日《浙江日报》)如果仅仅是这样，还只是政府在公共管理中违背市场经济规律、利用行政手段逐利的行为。但事情却又不仅如此，它表现得更真实、更痛切的一面是，政府希望通过这种手段“逼”走拾荒者。
据报道，去年8月，临安开始创建国家卫生城市，但数量颇多的拾荒者成了“创卫”的障碍。今年8月12日，临安市政府发布通告，要求对城区拾荒人员加以整治。于是，政府公开拍卖“拾荒经营权”，成立了如今的拾荒公司。
一笔额外的收入纳入了公共管理者的荷包，而更重要的是，那些拾荒者如管理者所愿，被迫离开这座向往美丽的城市。一座城市就这样开始“选择”它的人民。而“选择”的方式，就是通过行政权力，刻意抬高某个人群的生存门槛。对拾荒人群进行规范化管理当然没错，但管理并不意味着收费，更不意味着让被管理者难以承担的高收费。但现实所呈现的却是：更多的拾荒者选择了“逃离”，他们在城市及公共管理的“选择”中，被淘汰了，被放弃了，被驱逐了。
城市无权选择自己的人民。城市只是更多人的集聚地，是人民创造了城市，城市的主人也只能是居住并生活于其中的所有人民。城市的公共管理者只是为所有人民提供高质量公共产品的服务者，并没有权力选择自己的服务对象。城市发展的最终目的，不是把城市建成富人的集聚地，而应建成各阶层人民和谐相处的乐园。
将一部分人驱逐出城的“创卫”，是城市对其人民性的背叛。然而令人担心的，却是公共管理者并不以此为忤，反而声称：“对拾荒者实行企业规范化管理，不仅在临安属首次，在全国也堪称创新之举！”
我真害怕，在规范管理的大旗之下，在“创卫”的政绩追求之中，这一“创新之举”会得到“发扬光大”。假如这样的话，我们将往何处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