讨薪农妇熊德明温州维权遇尴尬折射法律悲哀

13.3%成功率不能说“体面”

熊德明替两个民工讨回了欠薪，占委托人中的13.33%。那么，她的温州行是否算成功呢？

昨日，温州市龙湾区劳动局有关人士私下向记者透露，这两个“典型”，其实是政府部门和熊德明协商的结果。据悉，在熊德明来温州之前，那两个民工已经和企业达成协议：李中全

为4.8万元，李军华为2.5万元。因此，劳动局经过比较认为，熊德明手中的15名委托人中，这两个是最容易和解的，而同时熊德明也不止一次地提出，想尽快离开温州，但一事无成地离开，面子上显然挂不住。双方一拍即合，在劳动局和熊德明的调解下，欠薪企业作了一点让步，多给了李军华1000元。在有了“成功”的例子后，熊德明便匆匆离开了温州。

而在金报网上百人的投票中，54%的网友认为熊德明赢得了小胜。其实，成功与否，恐怕只有熊德明心里最清楚。

关于地方政府

追薪的步伐迈得有点难

听到熊德明离开的消息，将委托书交给熊德明的秦明友满脸掩饰不住的失望和忧愁：“熊大姐就这样离开，我们的日子就会比她来之前更加难过了。这么多的媒体记者和像熊大姐这样的名人，都解决不了我们的工钱和赔偿金，老板以后会更加有恃无恐，我们想拿到钱是难上加难了。”

秦明友的话说出了在龙湾区打工的大部分民工的担忧。他们的担忧到底有没有道理？

主管该项工作的龙湾区劳动局副局长李谊昨日通过本报告诉民工：他们的担忧其实没有必要。李谊表示，在熊德明来之前，政府有关部门就在加紧这方面的工作，尽量争取民工能在春节回家之前“顺顺当当地把钱拿回家去。”而熊德明的来，只是把这项工作放在了公众面前。同时，李谊还透露说，针对目前的情况，在条件允许的情况下，政府部门将采用简易程序，加快对欠薪企业的处理。

关于媒体

“成也萧何败也萧何”

除了熊德明和她所谓的法律顾问，在这次讨薪行动中，最积极的要数来自重庆、北京、上海和浙江的各大媒体的记者。那么，记者的行为到底是对维权起到了推波助澜的促进作用，还是阻碍了讨薪的进展？

李谊认为，应该一分为二地看待媒体所起到的效果：一方面，媒体如实地跟踪报道熊德明的维权，引起了全国各地各个阶层对此事的高度关注，也为熊德明赢得了媒体舆论的支持，让政府工作更加透明。

同时，摄像机、照相机等“长枪短炮”把欠薪企业照得一清二楚，给企业造成了一定的压力，有利于政府做调解工作，使赔偿金的解决更为顺利。

但是有些媒体盲目追求轰动效果，人为地制造“新闻”，使得双方产生一些不必要的误会，这又给工作造成麻烦。

对此，浙江省劳动与社会保障研究所副所长何文炯教授认为，此次维权的小有成效，是制度缺位的现状下名人效应和媒介力量综合作用的结果。新闻舆论监督起到了积极作用，至少它暴露了温州当地劳动监察方面的缺陷。

关于名人讨薪

健全的法制社会不该提倡

在网上的调查中，有68%的网友认为，“名人讨薪”值得提倡。对此，何文炯表示，一个法制健全的社会是不需要“名人讨薪”的。熊德明替民工讨薪主要暴露的问题就是《劳动法》执行不力。具体来说，是劳动合同和劳动监察这两个方面存在比较大的缺陷。

何文炯说，干活拿钱本来是天经地义的事情。为什么现在农民工拿工资这么困难？关键在于劳动保障制度不够完善。从现阶段来说，劳动者还是处在一个相当弱势的地位，向企业索取正当权益存在着各种难度。

而相当一部分的劳资纠纷，归根究底都源于劳动合同。何文炯认为，只要签订了劳动合同，出现纠纷大多可在《劳动法》中找到依据，民工也有了维护自己权益的法律依据。这正如李谊所说：“要给民工讨薪，我们需要的是加强法律监督，加强执法力度，而不是需要名人来作秀。”

浙江省劳动保障监察总队二科科长王根生在接受记者采访时表示：熊德明为农民工维权所走的路径与政府部门的工作是有区别的。“名人维权”主要依靠名人本身的附加值借助了新闻媒体的软权力，对于维护单个农民工的权益是有一定好处的，也是可实现的。但是要维护农民工的整体权益，力量未免太小了点。

王根生解释说，要真正地解决问题，必须建立长效机制。职业病赔偿金的处理比拖欠农民工工资更为复杂，牵涉到工伤鉴定、待遇的计算支付等问题，程序上要经过卫生部门、安全生产管理部门以及鉴定委员的专家等。

讨薪难

凸现法律的“落实难”

4月份，浙江省政府办公厅印发了《浙江省人民政府办公厅关于切实做好2004年劳动保障工作的通知》，上面提到，全省今年对于群众举报投诉的劳动保障违法案件的查处结案率要达到95%以上。

10月份，省政府办公厅向建筑领域发出欠薪“通缉令”，将建设领域拖欠工程款清薪工作的时间表再次提前：2004年完成拖欠工程款总额60%的清欠，2005年累计完成拖欠工程款总额90%的清欠。

11月份，浙江省劳动和社会保障厅下发通知，决定在元旦、春节欠薪高发期集中100多天继续开展以工资清欠为主要内容的“春雨行动”……

政府部门为欠薪问题所做的努力有目共睹，但是民工讨薪难又是客观存在。何文炯认为，这里存在着执法不到位的问题。

何文炯说，虽然各级政府制定了相关的规定，以期民工能顺利地拿到工资。但是如果执法不到位，一切都是空谈。政府部门的行政工作与法律之间存在一定的脱节，这是一个通病。

在劳动保障方面，何文炯认为主要表现为劳动监察力度不够，原因在于：劳动监察队伍的力量不够。另外，就这次的事来说，职业病索赔其实已经牵涉到了社会保险领域。我国的法律明文规定，每个企业必须参加工伤保险。但显然温州的这些企业并没有依法操作，再加上缺乏一个完善的监督机制，民工才会无奈地走上“非常规”的维权之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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