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万多元的血汗钱，却整整向对方讨要了120多次，时间长达6年，至今仍无着落。湖南望城县丁字镇农民张国凡身心疲惫地说：“讨债，让我把家都快拖垮了。”1996年他带着村里的6个伙伴来长沙给一家汽配厂做维修工，随着汽配厂效益越来越差，拖欠工资成了常事。到1998年9月，对方累计拖欠大伙儿1.1万元工资，后来破产转让，工资更是难要。6年来为讨要工资，张国凡一次次往返于望城与长沙之间，仅车费就花掉了3000多元。
长达6年的等待、120次的奔波、3000多元的厚厚一摞车票，也没要回1万多元血汗钱！这组沉重的数字，向我们展示了农民工兄弟追讨欠薪的巨大成本。在缺少法律支持、没有机制保障、社会道德诚信缺失的环境里，几个农民工想实现劳动契约赋予自己的权利就要付出如此高昂代价，不能不令人震惊。
当企业红火时，直接创造财富的劳动者并没有获取额外收益；效益大面积滑坡，最先受到损害的却是他们；厂子破产转让，工人们更像皮球一样被推来推去。由业主、业务单位和其它经济实体等组成的复杂“欠薪链”，往往把压力最终传递到最弱势的农民工身上。效益不好、资金紧缺，往往成为老板们搪塞讨薪者的理由。老板们可以通过转让或拍卖企业的方法冲抵债务溜之大吉，却很少有人想到变现资产，兑付工人工资。而事实上，法律早已作出规定，破产人所欠职工的工资和基本社会保险费用应在优先清偿之列。
120次讨薪无果，无情划破了一个现实：解决欠薪的顽症，我们不能再依赖运动式治理，必须建立薪酬发放的长效机制，让法律和诚信各自归位。虽然《劳动保障监察条例》已经在千呼万唤中出台，但还有很多法律空白需要认真填补，比如集体合同法、工资协商谈判法等。审视现行的相关法律法规，虽然多处作出“应该”按期支付劳动者薪酬的规定，但那种可以令欠薪者身陷囹圄的法条却难以寻觅，而只有一些经济处罚条文，显然不足以震慑不顾他人死活而蓄意欠薪者。中华全国总工会最近多次呼吁，建议将恶意欠薪者纳入法律追责范围，喊出了很多劳动者心中的声音。
法律的完善并非一蹴而就，终结欠薪怪圈，我们眼下就有很多工作要做。善良的打工者奔跑120次竟然没有一次想到去法院或劳动监察大队，本身就说明，向所有劳动者指明维权路径，保持所有维权“绿色通道”的畅通，在什么时候都很重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