足球“政绩工程”轰然倒塌(图)

http://www.sina.com.cn 2004年12月08日08:41 沈阳晚报

　　阎世铎时期的中国足协有过2001年十强赛的无比荣耀，但权谋与交易的阴影以及世界杯零进球而被评为“最不思进取球队”的耻辱，让2001年的快乐记忆很快随风而走，3年后，短暂的快乐也成为了奢求，2004年的灾难让中国足球几乎临近世界末日，“阎氏足协”的本质“无能”注定了中国足球这条始乱终亡的悲剧轨迹。捞功绩早产中超注定夭折命运

　　2004年，是阎氏足协班底构建的中国足球新十年规划的第一个年头，同时，这也是原则上阎世铎等人的足协领导层的最后一届任期，在有限的时间里捞取更大的功绩，这是中超出台这一悲剧命运的开始。

　　当创建了甲A时代的王俊生被誉为“中国足球职业化之父”后，如何摆脱前任的巨大影响，开创属于自己的“时代”，阎世铎与他的同僚们看好了至少在表面上更与世界接轨，并能彻底超越甲A的中国式超级联赛。然而，在构想阶段的超前与大胆，却在实际工作中由于阎氏足协在业务方面的眼高手低而变得千疮百孔。

　　英超甚至是日本J联赛的成功一直令阎世铎们垂涎三尺，然而，在对中超的构想阶段，他们显然是过高的估计了中国足球的现状，包括球员、裁判、俱乐部、经营环境、国际竞争力等等诸多因素。其实，对于一些问题，足协高层不是没有考虑，他们也承认这个时候进行这么巨大的变革还并不成熟，但问题是，他们却在“功绩”的特殊背景下对中国足球的命运进行了一次赌博。“随着中超的进行，有一些问题会得到解决”，一位足协领导曾经这样展望中超，在尚有诸多问题没有得到解决的情况下，中超的启动显然是仓促的，“看一步，走一步”的自欺欺人，让早产的中超在降世之初就注定了自己的夭折命运。求成绩乱世中超成为最大陪葬

　　为了达到提高“公信力”的目的，阎氏足协的施政纲领里曾经有过非常美好的“人民足球”的设想，在全国范围内搞普遍性的足球发展，然而，由于受到体制、管理制度以及资金的多重影响，“人民足球”在2004年已经基本沦为了一句口号，取而代之的是阎氏足协始终都无法抹去而且是愈演愈烈的“政治足球”。在这样的政治背景下，首届中超成为了最无辜也是损失最惨重的受害者。

　　事实上，因为功绩色彩而出笼的中超在足协领导层的地位并非是举足轻重的，在制定赛程阶段，中国足协就将中超放在了次要位置，所有轮次都要为国字号让路已经非常明确的表明，中超的地位不过如此。

　　在今年年初，中超首先为国奥队让路，第一轮被推迟到了5月，而就在国奥队在3月战役后就已经被淘汰后，中超赛程仍然没有被提前。随后，男足国家队几乎成了砍杀中超的刀斧手，只要有国家队的比赛，中超一点没商量的“对不起，靠边站”。当11月17日，国足在最后一战中宣告“死亡”后，中超也已经是奄奄一息，鸡飞蛋打，罪魁祸首的阎氏足协在此时才如梦初醒，却为时已晚。

　　对于中国足球来说，2004年是一个大灾之年，国奥、女足、国足的全线溃败让中国足球树立起了一座又一座墓碑，而作为阎世铎新政的“核心”，首届中超的举行则成为了这一座座墓碑背后最大的陪葬，令所有人痛到心碎。保面子变革中超难有回天之术

　　如果说是足协的无能造成了后来在中超赛场上接连发生的“暴乱”，不如说是阎世铎的软弱酿成了一场又一场的祸端。后来引爆的7家俱乐部的革命风潮，归根到底也是因为这样的软弱。

　　北京国安罢赛，是任何人都没有想到的，这让中国足协也感到了大事不好而且手足无措，尽管后来足协对国安进行了所谓的“重罚”，但事实上，当时中国足协没有直接根据条例将北京国安降级就是一次最大的软弱，并直接导致了随后引发的被阎世铎称为“对足协权威进行公然挑衅”的G7革命。

　　阎世铎一直称自己的行为是为了“顾全大局”，为此所产生的后果是大连实德在罢赛问题上的明知故犯，没有降级之忧，大家索性闹个痛快。虽然，在“高人”的指点下，中国足协曾一度压制了革命派的革命气焰，但实质上，在中国足球的革命问题上，阎世铎等人根本没有一个明确的方向，与7家俱乐部相比，足协方面至今没有拿出任何一个有关足球改革的实质性文件，除了在G7的不断追迫下取消中超降级、公开足协年度预算这样的被动之举外，阎氏足协在改革进程中至少到目前为止是失败的。

　　除了在与7家俱乐部的并行革命中失去了更多的公信力之外，在整治假、赌、毒的问题上，中国足协也在能力上暴露了严重的疲软。

　　在中超这张美好的蓝图彻底褪色之后，阎氏足协也已经走到了尽头，12月4日，本该成为首届中超落幕的纪念日，现在看，它更应该成为一个无能“政权”倒塌的祭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