黎鸣：“哲学乌鸦”在思考为什么中国人不聪明(组图)

http://www.sina.com.cn 2004年12月08日18:46 金羊网-新快报

　　田炳信

　　前沿思考

　　500年来中国人一直在愚蠢下去

　　诸葛亮聪明在处理人际关系上

　　聪明就是有所发现有所发明有所创造

　　“吃人”就是淹没发明创造的能力

　　智慧有三种：信仰、求知、仁爱

　　中国人面临巨大危机和伟大机会

　　西方文人的传统由两位烈士奠定

　　中国文人的直接祖先是三个枉死鬼

人物：黎鸣，哲学家。1981年中国科技大学研究生院毕业后，一直从事社会控制论、信息哲学、文化人类学的研究。迄今已出版译著8部，专著有《信息哲学论》、《跨国的危机》、《问人性》、《人类的求索》、《人类的新生》、《人性的外衣》、《千年的三个天才———马克思、弗洛伊德、爱因斯坦评传》、《中国人性分析报告》等，其中《中国人为什么这么“愚蠢”》、《西方哲学死了》两书出版后，在全国思想界引起轰动，并荣登各大书店畅销书排行榜。黎鸣也被称为“思想狂徒”、“新世纪最受关注的哲学家”。

　　时间：2003年11月20日

　　地点：广州市童心路聊斋吧

　　中国有两种鸟是最早被民间赋予文化概念和象征意味的。一是乌鸦，二是喜鹊。

　　喜鹊是喜鸟，乌鸦是丧鸟。从生物学角度观察，同属脊椎动物亚门的鸟纲、鸦科。

　　乌鸦和喜鹊是在天空中飞翔数量仅次于麻雀的一种留鸟，原因有二，一是杂食，什么都吃，二是人类赋予它一种文化的符号，鸦科的这两种鸟才得以保存下来，没有被民以食为天的中国人早早扫荡进肠胃。

　　更多的是这二鸟能让许多人勾起人世间的历史片断和家族情感中的记忆和细节。

　　人类社会，一个人，一种事物，一旦被喻为乌鸦嘴，等于就和不吉利、不合时宜、不对路、旁门左道、歪理胡说连在一起。

　　如果你有心去检索一部中国的历史，那些真理大多是那个时代的乌鸦最先聒噪出来的。信不信，你可以回头看。

　　为什么说中国人愚蠢？愚蠢的标志是什么？

　　田炳信：您现在做什么？

　　黎鸣：打算巡游全国30多个城市，做60多次演讲，演讲的对象是全国的大学生。主题是“中国人怎样变得聪明？”

　　田炳信：为什么说中国人愚蠢？愚蠢的标志是什么？

　　黎鸣：从15世纪以来，中国人在许多方面无所发现、无所发明、无所创造。这就是愚蠢。虽然现在我们的很多项目，像羽毛球、排球啊这些在世界上拿到了冠军，但是科学发现和科学思维却拿不到世界冠军。在15世纪之后的500年之中，中国人一直在愚蠢下去，而相反，西方人却逐渐变得愈来愈聪明起来了。

　　田炳信：你认为是什么原因造成了中国人的愚蠢？

　　黎鸣：最根本的原因是中国两千年的封建专制体制，这是使中国人难以变得聪明的历史根源。

　　田炳信：封建王朝只需要皇帝一个人聪明就可以了。换句话说，封建王朝里边只有一个人是站着的，其他人都是趴着的。

　　黎鸣：对。真正的哲学就是希望大家都站起来，运用科学的思维去思考，去发现。

　　一百多年来，中国人经历了巨大的变迁。但是，中国人，特别是中国的文人，包括文科的学人，依旧继承了历史中对逻辑的冷漠态度，甚至依旧满足于对逻辑知识的无知。笛卡儿的“我思故我在”和康德的“不经过（批判）理性审视的生活是不值得过的”这样的逻辑思维革命性的箴言，至今仍未在中国文人、学人的头脑中留下足够深刻的印象。这也正是一些人认为，中国人仍然需要有一次大的深刻的启蒙运动的原因。

　　中国人聪明的典型诸葛亮是大智慧还是小智慧

　　田炳信：从这个意义上讲，毛泽东1949年在天安门城楼上宣布“中国人民站起来了”，那只是在外部形式上站起来了，而精神上站起来了，还需要时间。

　　黎鸣：实际上自秦汉以来，中国人根本就没有哲学，从秦汉到清代是伪神学，而宋明理学也是伪哲学。哲学应该是爱智慧的，而宋明理学不是爱智慧的。

　　中国人最聪明的典型是诸葛亮，诸葛亮究竟聪明在什么地方？他聪明在处理人与人之间的关系上。

　　田炳信：那你认为像诸葛亮的这种聪明算不上大智慧？

　　黎鸣：在谋略和权术上，诸葛亮有他的智慧。这么弱小的政权，在四川那个地方，能弄到三分天下，诸葛亮变成了全国人心中的偶像与典型。

　　田炳信：实际上中国人对智慧的理解分为几个层面。会打算盘的人是有智慧的，技术工匠是有智慧的，“下九流”样样都懂也是有智慧的。无论是技术性、技巧性，还是对命、天、人，中国人都有自己独特的东西。

　　黎鸣：我写这本《中国人为什么这么“愚蠢”》，我首先就定义什么叫愚蠢，什么叫聪明？聪明就是指能够有所发现、有所发明、有所创造。而不能有所发现、有所发明、有所创造叫愚蠢。从这点上说，中国人比较愚蠢。现代的物理学、化学都跟中国人没关系，中国人的思想上和学术上的东西大都是借来的、舶来的、拿来的。中国人缺乏发现、发明与创造的传统。

　　而哲学，是帮助人们在思考问题的时候有所发现、有所发明、有所创造。

　　我认为现在年轻人必须要有活的哲学。哲学应该是最贴近的东西，是生动的东西，是我们能够真正把他应用在思考中的一种方法，而不是放到高塔里面的玄妙的东西，不是离我们很远的、神秘的东西。

　　我就把我认为最伟大的一个西方哲学家的几句话告诉大家。这就是活的哲学。康德说，所有的哲学，无非就是每个人对自己提出如下的三个问题。说的多明白啊！第一，我是什么？第二，我能做什么？第三，我应该希望什么？康德认为对自己提出的这三个问题，必须由自己来回答，不要借助任何权威，不要借助任何领袖，也不要借助任何老师，全部应该用自己的头脑，用自己的嘴，用自己的语言，自言自语，给自己一个真切的回答。康德的功绩是伟大的，一直到20世纪，整整一百多年，自然科学、社会科学、心理科学……所有重要的理论都是德国人创立的，为什么？就是因为有了德国的哲学。

　　法国大哲学家笛卡尔，是“西方近代哲学之父”。近代最伟大的哲学家一个是法国的笛卡尔，第二个是英国的修谟，第三个是德国的康德。他们每个人都为自己本民族人的智慧作出了很多贡献。

　　中国人是不聪明，还是聪明过了头？

　　田炳信：法国产了拿破仑，德国出了希特勒，英国怎么说呢？

　　黎鸣：英国出了威灵顿。但是在某种意义上，英国才真正征服了全世界。拿破仑以失败告终，希特勒也是以失败告终。所以，英国以及继承它的美国，才真正征服了全世界。

　　田炳信：地球上真正统治过全球的只有三个国家。一个是大元帝国，成吉思汗用马蹄踏遍了欧亚大陆。第二个是英国，它用军舰，从海洋上征服了全球。还有一个是现在的美国，它用飞机，航天。最大的空战是美国，最大的海战是英国，最大的陆地战争是元朝。实际上最大的战争到现在只有三场，其他的都是小玩意儿。

　　从这个角度讲，中国出哲学家。只不过中国的哲学家的表述太像一杯白开水。像老子的思想，你认为它不是哲学吗？我认为是大哲学。你说，孔子的思想，庄子的思想，墨子的思想不是哲学吗？我认为是。东方人用的是形象思维，而西方人用的是逻辑思维。只不过由于近代史上欧洲的崛起，包括现在美国的崛起，相应地把它的文化———文化的核心是哲学———推向全球。我认为这里边也会有一种历史的误差。

　　所以，你说中国人不聪明，我认为中国人是聪明过头。

　　黎鸣：这又回到什么是智慧的问题了。对于智慧的理解，我认为有三种。一种是希伯来人所认为的智慧，就是信仰上帝的智慧。一种就是古希腊人求知的智慧，求得广泛的、物质的、心灵的全面的智慧。一种就是中国人从孔子以后的追求仁爱的智慧。只有将这三种统一起来才行。对所有智慧来说，这三种智慧都是不能缺少的。德国人强调求知的智慧，逻辑的智慧，而丧失了仁爱，甚至也丧失了信仰，希特勒就是在这种情况下产生的。在希特勒之前，尼采就说：“上帝死了。”别人问：“上帝是怎么死的？”“上帝是大家杀死的。”失去了信仰。尼采在他的著作里已经预言了世界大战，果不其然，后来两次世界大战，德国都是策源地。

　　先秦时代是创造时代秦汉之后是注经时代

　　田炳信：中国的智慧这个词从文字本身来挖掘它，很有意思。智慧的“智”我认为是看风向，观地表；“慧”就是能掐会算，能看农时，能预知未来。广东有句话说“早知三日事，富贵千万里”。

　　黎鸣：中国有哲学，我不否认。中国人的哲学不在秦汉以后，而在秦汉以前。这三个人是最伟大的人：孔子、老子、墨子。

　　这个观点也不是我的，是一位老哲学家冯友兰先生的。他是中国少有的有思想的哲学家。他认为中国在先秦时候是诸子时代，秦汉以后呢变成注经时代。先秦时候是诸子写自己的经，是创造时代，他们创造了那些经典。秦汉以后，是注经，注老子，注孔子。一直到清代，西方的欧几里德几何学来了以后，人们发现，这个东西我们古代也有啊。这已经晚了两千年。

　　孔子的伟大在于他为整个人类，当然首先是为中国人，奠定了终极的追求：仁者爱人。

　　而老子呢，为整个人类，“我从何处来，往何处去？”这样奠定了最伟大的、最永恒的本体。他最重要的话：“道生一，一生二，二生三，三生万物。”这句话可以让人研究一辈子。直达今天，无论是物理学、化学……全都证明他的话是对的。

　　第三个伟大的人是墨子，墨子一点不亚于柏拉图、亚里士多德。亚里士多德号称“形式逻辑之父”，其实在墨子的《墨经》里，已经有亚里士多德的形式逻辑，我们中国人是不肖子孙，没有把墨子的东西继承下来。

　　打成反革命受了刺激整整十年在家思考问题

　　田炳信：你觉得是什么事情刺激你，让你觉得中国人这么愚蠢。我觉得你首先是有个人感受，然后促使你去把它作为学问，不是作为口号，或者说诅咒去看世界，把它上升到学理的东西来研究。

　　黎鸣：你一直在说，人不受大刺激，不会产生大学问。我的确受到打击，1966年“文革”之初就被打成反革命。

　　我当时学理论物理。那年快毕业，我对学校的党委书记提了些意见。结果第二天，学校有800份大字报说我是反党的大右派。把我禁闭起来。

　　但是这种打击不到几个月。因为毛主席在中央发布了《十六条》，《十六条》一下来，我就自由了，基本上跟同学们一样可以在校园活动了。我认为是毛泽东救了我。我发自内心参加了当时1966年的全国的大串连，接受毛主席的检阅。叫“毛主席万岁”，我的嗓门都叫哑了，这是第一刺激的地方。

　　第二个刺激就是“文化大革命”中间，我在工厂很平静。做过工厂的技术员、工程师、车间主任，一直到1978年研究生重新可以招了，我就考研究生。考到中国科学院自动控制专业，就是人造卫星方面的控制。在读研究生期间，我对社会问题一直关心。以后我就整整十年在家里思考问题。

图：尼克松会的中国话不多，但是他会“危机”这个词。他觉得“危机”这个词特别好，第一是“危险”，第二是“机会”，他说能把这两个词组合在一起，是中国话里最有智慧的。

　　尼克松会的中国话不多但他会“危机”这个词

　　田炳信：真正成为哲学家了，一个寂寞的思考者。

　　黎鸣：1989年我写了《中国的危机与思考》，过了十年，再次撰写了新的文章《中国的危机》。而到了现在，我觉得仅仅写危机已经不够了，我觉得应该做切切实实的对我们中华民族有益的工作。为什么呢？因为大家都在说危机，重要的是如何解决这个问题。

　　我认为现在中国人的的确确面临着巨大的危机，又同时是伟大的机会。

　　田炳信：尼克松会的中国话不多，但是他会“危机”这个词。他觉得“危机”这个词特别好，第一是“危险”，第二是“机会”，他说能把这两个词组合在一起，是中国话里最有智慧的。西方的理解和我们不同，我们把危机看成一个贬义词。

　　黎鸣：我现在不想单纯地说危机，想说机会。如果我们中国人不能把握现在这么巨大的机会，以后的路就很难走了。

　　在15世纪之前，中国的政治经济文化军事无人能及。但15世纪后，西方文明的发展速度尤为迅速，他们在短短的几百年时间所创造的文明成果，比中华民族在整个五千年里所创造的文明成果还大数万倍。现在放眼一看有多少东西是我们自己发明的？没有！你一定会惊讶吧？但这就是事实！

　　田炳信：你的意思是中国人先聪明，后来变愚蠢了？

　　黎鸣：中国人聪明吗？从历史、现实、目前所处的状态来看，我们中国人并不聪明，在新的机器方面无所发明；在观念方面也无所创造。我们的嘴在说人家的理论，我们的手在用人家的技术，我们的大脑在想人家已经想过的问题。

　　20世纪初，有三个人是值得我们怀念的。孙中山提出在中国实行宪政的伟大目标，宪法一方面保护公民最基本的权利，另一方面限制和控制政府的权利。第二个人就是陈独秀，他提出“德先生”与“赛先生”即民主和科学。第三个值得我们怀念的就是鲁迅，他的两篇著作《狂人日记》和《阿Q正传》是值得我们中华民族永远学习的。这两篇著作都是鲁迅先生用自己的心血和眼泪写出来的。《狂人日记》对中国几千年的历史做了最简单的论断———吃人。“吃人”就是把每一个人的发明、创造的“能力”给淹没了。

　　中国人有为官的尊严，但绝对没有为文的尊严？

　　田炳信：你怎么看中国的知识分子和文人？

　　黎鸣：中国自古以来即匮乏为知识而知识的（即只为追求真理本身而存在的）知识分子，中国有的是大量的文人。他们从不曾有自己群体的立场。而没有群体立场的文人，是无所谓尊严和体面可言的。中国人有为官的尊严，但绝对没有为文的尊严。

　　西方文人的传统是由两位烈士奠定的。一位是宗教先知耶稣，另一位是哲学智者苏格拉底。耶稣死在十字架上，苏格拉底则死在法庭判给的毒酒之下。两个人都死得非常壮烈，没有乞求、没有悔过，更没有自辱，甚至也不想到逃走。两个人都表现出了强烈的个人主体性的人格。由于有这样的传统，西方历史上的文人多数的社会成分是教士或自由职业者。

　　一般人都认为中国文人的传统是由孔、孟、老、庄等圣人奠定的。认真考察中国的历史，这只不过是一种假象，真正中国文人的直接的祖先，其实是商鞅、韩非、李斯这三个枉死鬼。

　　商鞅为秦灭六国奠定了最早的国力基础，但他也是中国历史上首创人人相互攻讦、向上告密有功的始作俑者，最后他死于自己为之卖命的极权之下，且被五马分尸。

　　韩非为大一统极权专制体制奠定了完整的理论基础，他是两千多年来中国官场化社会的历史传统的最早的设计师，最后他死于秦始皇和李斯的共同的陷害之中。

　　李斯是直接帮助秦始皇统一中国的大功臣，也是两千多年来为中国文人设计了社会成分的设计师，最后同样死于他为之卖命的极权之下。他的“以吏为师”一语界定了此后中国历代文人的社会成分———官吏、准官吏、想做官而不可得的潜官吏。中国文人自古以来基本上就是这样一群终生围绕官场为之奔走、效劳的官迷，到了近现代甚至更甚，文人们都只能靠官府发给的薪水过活，而且还更论资排辈。

　　与西方文人的社会成分———教士、自由职业者相比，中国文人的卑鄙的社会劣根性的根源一目了然。官吏和官迷的社会成分一下子使之变得真相大白：官场中官吏们对上曲意奉承、对下耀武扬威的缺德品性使人丧失人格的主体性，这也正是中国文人的卑鄙的劣根性的根源。

　　丧失关心人类命运的能力新神学和新哲学已经死去

　　田炳信：今天你说中国这个社会里还需要哲学吗？

　　黎鸣：需要，需要活的哲学，不需要死的哲学，假的哲学。

　　田炳信：如果要你给“活的哲学”下个定义，您怎么下？

　　黎鸣：“活的哲学”是真正能帮助每个人拿来运用的思维的方法，有用的方法，就像工匠手里拿的工具一样。

　　田炳信：你到这个岁数还有梦想吗？

　　黎鸣：有。我的梦想是，在21世纪，为全人类造福的新人学将兴起于东方的中国。在两千年前，中国本来就是古老人学的故乡，但这种人学后来逐渐被伪神学的汉代儒学———两汉经学和伪哲学的宋明儒学所取代，从而使中国陷入了停滞不前的恶性的历史循环之中。

　　世界上，人类古代神学的故乡在巴勒斯坦，其创造者是希伯来人中的先知；古代哲学的故乡在希腊，其创造者是古希腊的哲人；古代人学的故乡在中国，其创造者是古代中国的圣人。中世纪（公元6—16世纪）是新神学的时代，近代（公元16—20世纪）是新哲学的时代。新神学是经古代哲学改造后的神学，新神学产生了经院哲学，助产了绝对的二元论。新哲学是经实证经验改造后的哲学，新哲学产生了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新神学和新哲学分别在19世纪末和20世纪末死去，它们丧失了继续关心人类命运的能力。21世纪人类吁求新人学的诞生。我梦想新的人学将仍旧在东方的中国人中兴起，我认为，这是可能的。

　　和黎鸣聊天，像面对一股风。

　　有点睁不开眼，有点冷。一个近耳顺之年的人，如此有激情，有活力，在花甲之人中应说是不多的。

　　看着眼前的黎鸣，我又想到了同姓同音的另一个歌王黎明，他咧着大嘴，有点跑调，有点热闹；眼前黎鸣谈起哲学，多点激昂，多点寂寞。他柔中带刚的话语，更透露出一种“我不下地狱，谁下地狱”的勇气。

　　卡莱尔说过一句话：哲学除了是对习俗的一种持续对抗外，还能是什么？中国人太需要一点刺激了，中国人太需要一种批判，一种精神的批判。黎鸣就是这样一个走着、思着、跑着、想着的“狂者”。

　　（晓航／编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