深谈·回声：经济精英

　　夏业良（北京大学经济学院副教授）：

　　精英有知识精英、资本精英、官僚精英（当然，官僚精英的提法有待商榷）。我认为并不是官大钱多就是精英，是不是精英应该由社会来评判，看他对社会的贡献。

　　当下，谁更能成为精英？是有权者还是有知识有能力者？这取决于国家的制度。在我

们国家，长期以来有着“官本位”文化，权力始终高于知识和资本，权力可以组合知识和资本，如果只有知识和资本而没有权力，那就只能受制于人。另一方面，又总有一些人是通过捷径来获得财富，那就是通过权力。现在有一种倾向，就是权贵式资本主义的产生，这是一种危险的倾向。

　　中国现在正处于社会转型期，每个人都希望获得更多的利益，通俗地说就是希望发财。我们在获得财富的机会上确实不均等。有的特权阶级，如果在经济上财富存量不大的话，那么他们获得财富的潜在机会和一般人就有很大差距，比如高干子弟就有比一般人更多的资源。每个人的家庭背景、长相和体能都不一样，也就是说我们获得财富的起始点是不一样的，但是我们没有办法使每个人都获得同样的起始点，只能使竞争规则制度化，减少竞争过程中作弊的可能性。

　　“北京是两极分化的一个典型”的说法有一定的道理，因为北京权力比较集中，另一方面又存在大量的剩余劳动力，这样就形成了强烈的对比。但北京是不是贫富分化最严重的城市，现在没有实证性的研究，不能简单地下结论，只能说，贫富差距在大都市都很明显。贫富差距的存在应该说是合理的，财富集中不是一件坏事，刺激人们创造财富的就是收入的差距。如果我干得比你多，但是却和你一样只能开夏利不能开宝马，那我为什么还要那么努力干活呢？如果有的人确实穷得没法过了，那就要政府来调节，这是个社会再分配的问题。

　　刘江华（广州市经济研究院城市公共经济研究所所长）：

　　以前也听过一些说法，即两极分化严重，财富向权力集中。从现象看，是可以获得一些支持的。但是，要下一个结论，诸如“两极分化最严重的在北京”、“最有财富的人集中在权力中心”，还是要有调查和数据统计来支持的。

　　我们要承认，在社会和经济转型过程中，权力垄断经济活动，非法、半非法的行为是有的，但这是否就是导致两极分化的原因，还要有调查研究的支持。

　　“地主和资本家的后代在过渡期可能更能成功”、“半垄断的领域里权力的重要性”，这些观点我们都可以在现实中找到一些现象来支持，但是这些现象也是要有一定的条件为前提的。

　　蔡海宁（广东经纶律师事务所主任，高级律师）：

　　我觉得丘教授的观点很正确。北京的两极分化严重是我的切身感受。举个例子，在北京住宾馆，不管什么时候去，价格高的永远那么高。北京不像上海、广州，价格会随市场变动，在北京，感觉就是一些高消费场所经营者根本不管你消费者愿不愿意给那么高的价钱，你爱来不来。但是在北京另一些地方，价格又实在很低。

　　丘教授另一个观点我也很赞同：在一些半垄断行业里，权力确实很重要。比如说，我们现在一到春节就碰到“买票难”的问题。其实，如果相关部门愿意把售票的权限下放到中介组织，将压力疏散，就可以解决这个问题了，不愿意下放是因为这个权力关系到一定的利益。

　　新快报记者　林洁婷　林劲松

　　（晓航／编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