据《新京报》12月7日报道，国家质检总局颁布的《预包装食品标签通则》引起业界的关注：12月6日，来自北京、上海、广州、杭州、西安等7省市的奶协负责人在北京碰头开鲜奶研讨会“抢救鲜奶”。他们将起草一份联合宣言给国家质检总局与农业部，希望《通则》中“凡是加工过的鲜奶不得再叫鲜奶”的新规定能被修改。
“鲜奶”之争的焦点在于，刚挤出来的牛、羊奶是不适合食用的，而加工过的鲜奶能
否再称之为鲜奶。为何这些争议会在《通则》颁布之后出现呢？为什么没能将这些争议消除在政策颁布之前呢？其原因可能有多个方面，但最基本的原因却只有一个：政策制定者与政策的约束者之间未能达成有效的沟通。
如果质检总局能够在制定《通则》之时，多听听生产企业或者奶业协会的意见，双方能够在“鲜奶”概念认知上达成一致，那么可能不会出现争议；如果国家质检总局在制定这一政策之时，能够对政策可能带来的影响作出一个科学合理的评估，也许这些耗费人力物力和时间的争议就不会出现。但是，这些假设如今只能停留在理想的层面。现实的问题是，这种争议必须获得相应的关注和重视，甚至于要对其作出必要的回应或修改政策。可是，这样一来，必然削弱了政府部门的执政效率，在某种程度上造成了资源浪费。
不容否认，这样的问题在其他各地和行业领域同样存在：一项制度出台不久就因备受争议而草草收场；一项新规还未实施就因重重阻力而卡壳……这些问题的普遍存在必须引起有关部门的足够重视。一项不科学的制度的出台将影响或伤害政府部门的执政能力，而节约政策的制定成本是提升执政能力的必要条件。从这个意义上讲，“禁鲜令”遭遇炮轰具有标本价值，值得政策制定者学习借鉴。
（刘利军）
作者：刘利军
（来源：新桂网-当代生活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