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社会变化中追求和谐

　　如果天气好，站在市中心杭州大厦楼顶，可以看见一幅很有意味的图景：武林广场被商场、写字楼密集包围，中高档轿车进进出出；眺望东北面，有上世纪七八十年代规模最大的住宅区朝晖小区，众多企事业单位职工早出晚归；京杭大运河北岸，新世纪耸立起来的大厦里IT精英和商务能手在眺望前景；南部，灰压压老居住区内则混居着这个城市能够罗列出的各种人群……

　　这幅图景大致勾勒出杭州市下城区社会结构错综复杂的现状，也成为我们来到这里调查研究党在城区如何提高执政能力课题的第一个注脚。

　　求同为要——着眼于不同社会群体的共同需求，构建多层面的利益共同体，提供优良的公共服务

　　随着市场经济的发展，我国社会的经济结构、组织形式、就业方式、利益关系和分配方式日益多样化，社会群体构成和人民内部矛盾表现形式发生了很大的变化。这种变化在杭州市下城区表现得十分明显。

　　下城区常住人口33万，外来流动人口17万。这些人中包括国家公务员，经理人员，私营企业主，专业技术人员，个体工商户，商业服务业员工，产业工人，城市无业、失业、半失业者和失地农民等多个群体。

　　下城区委书记翁卫军说：“各个社会群体之间有相同的利益，也有冲突，新的社会矛盾不断出现，不稳定因素增多。城区党委在平衡各社会群体之间的利益，化解社会矛盾，构建和谐社会方面面临考验。”

　　其实在城区，尽管群体之间关系复杂，但他们仍然有着许多“共同利益”。下城区党委、政府认定，良好的社会治安，清洁美化的生活环境，有序和睦的社区生活是不同层次居民共同向往的。“求同”，集中力量解决好居民共同关心的问题，就是抓住了构建和谐社会的主要矛盾。

　　“求同”，首先是抓社区。在社会转型过程中，“单位人”愈益向“社会人”转化。社区作为各类群体的利益共同体，在调节社会矛盾、满足各群体共同需求方面，承担着重要作用。

　　地处京杭大运河北岸的京都苑社区，分为“京都苑”和“金都华庭”两个住宅区。“京都苑”是普通的多层楼房，1505户居民多是企事业单位职工，还有300多名下岗失业人员。“金都华庭”是新建高档住宅区，居住在这里的406户居民，多是高收入家庭，还有20%的涉外家庭。虽是一墙之隔，两个小区却曾矛盾重重。“金都华庭”小区内没有健身设施，居民到“京都苑”健身场地来活动，“京都苑”的群众看了不顺眼；“金都华庭”有社区电子阅览室和幼儿早教基地，“京都苑”居民要去上网、托儿，“金都华庭”的住户心里不舒服。他们都觉得对方占用了自己的资源，打扰了自己的生活。尤其是“金都华庭”的居民感到外面小区的居民进进出出，很不安全。

　　社区党委和居委会为了调和两者的关系，没少花心思：“金都华庭”居民的健身问题比较好办，社区在“金都华庭”园内草坪上增设了健身点。但怎样才能够在保证“金都华庭”安全、清洁和安静环境的基础上，也能让“京都苑”居民共享社区文化和服务设施呢？记者浏览“今日京都苑”网站发现，去年11月至今年7月，“京都苑论坛”的主要话题就是“建议社区电子阅览室向京都苑居民开放”，对“如何管理”、“何时开放”、“开放有什么难度”开展讨论。今年7月15日，社区在网上发出帖子：“金都华庭电子阅览室现已向京都苑居民开放，凡需要活动的居民请到社区办理阅览证。”综合大家的意见，社区想出了一个两全其美的办法：“京都苑”居民凭社区发给的阅览证进出“金都华庭”。如此一来，彼此之间就没有意见了。社区党委书记斯利民说：“社区居民需求的共同点就是想提高生活质量。从这一点出发去调和大家关系，容易把双方聚拢到一个方向来，最终实现社区资源的共享。”

　　和谐、融洽的精神氛围同样是各层次居民所共同向往的。前不久，有几个来朝晖街道稻香园社区实习的香港大学生提出建议，鉴于现代社会邻里关系淡漠，是不是鼓励小孩子去敲邻居的门，请邻居给他一些糖果，增进邻居间的了解。社区党组织觉得这个建议很有道理，便开展了“邻居节”活动，不仅组织孩子到陌生邻居家登门拜访，还办起邻里老照片展，组织“有车族”自驾游，等等。居民们说：“有了邻居节，我们的小家融入到社区的大家里来了……”现在，稻香园社区的做法在杭州全市推开。

　　下城区是全国社区建设服务示范城区，自20世纪90年代末以来，区财政每年拨出500万元社区建设专项资金鼓励创建“星级社区”、“满意社区”。通过以政府财政投入为主导，市场投入、辖区单位共建和社区居民捐献为补充的多元化投入体系，目前下城区所有社区每百户都配有30平方米的服务用房，服务设施较为完备，“15分钟社区生活服务圈”初步形成。

　　“求同”，还在于努力向居民提供公共安全等公共服务产品。下城区把它作为构建和谐社会的另一项基础性工作。

　　下城区不大，但十之八九的银行省级分行落户在这里；商业繁华带来了商贾云集，游人如织；发达的工商业更引来17万外来流动人口，治安情况错综复杂。自2003年起，区政府共投入2000多万元在公共场所建立了路面动态治安电子监控系统。这一系统安装后，全区的街面发案率降低了50%。

　　配合电子监控系统全面启用，该区把公安民警、协警、保安、外来人口协管员以及广大治安志愿者整合成一体，形成了一支超过万人的“全方位、全天候”治安力量。

　　提供公共安全服务，不光是减少发案、更多破案，下城区更用“大平安”的视角来看待消解不稳定因素的重要性。他们十分重视基础性司法工作，在资金、场所、人员上给予很大投入。据区司法局介绍，目前，该区的230多个调解组织中有75%已经达到了“有组织、有人员、有场地、有经费”的规范要求；该区的街道（镇）都建立了调解庭，去年有30多起民间纠纷通过规范调解得到圆满解决，其他类型的调解则完成600余起。调解组织还把触角伸进了各类专业市场、个私企业，甚至建筑工地，努力做到“小纠纷不出社区、单位，大纠纷不出街道”。

　　为了向居民提供优良的公共服务，下城区花大气力做好城市绿化、保洁、社会服务等工作，努力向百姓交出较为满意的答卷。

　　差异服务——针对不同社会群体的不同需求，提供有差异的服务

　　“服务好，执政就灵”。这是记者在下城区调查时听到的对“执政能力”最普遍的一种说法。面对不同的社会群体，下城区各级党委、政府能够倾听、理解他们不同的需求，并有针对性地向他们提供差异性的服务，使各种群体在社会中各得其所，和谐相处。

　　关注、帮助困难群体，是城区当前和今后相当长一个时期的重要职责，全区上下为此竭尽全力。

　　在下城区，有一个新的职业：帮扶员。他们在划定的责任范围内走街串户，及时发现需要政府帮扶的特困家庭和人员，然后向所在街道、民政部门上报。他们的工资由政府支付。帮扶员的工作与该区提出的“春风常驻”口号密切相关———他们提出，在一年365天内，只要发现困难群众，就通过“送政策、送培训、送岗位、送资金”，不断增强其“造血”功能，帮助解决实际困难。今年上半年，全区累计帮扶2.6万人（次），同时在全省率先完成“农保”与“社保”整体并轨，解除了城市化进程中6000多名被征地农民的后顾之忧。

　　关心困难人群，“夹心层”问题需要解决。“夹心层”是指生活水平接近或略高于低保标准的人或家庭。如天水街道灯芯巷小区的一个退休干部，每月拿1400元养老金，儿子媳妇双双下岗，自己又得了尿毒症，看病花钱很多，家庭生活困难。这时，“四级救助”机制开始发挥作用。区里规定，家庭人均收入在低保标准120%以下的困难家庭列入市级帮扶救助圈；在低保标准120%至140%之间的列入区级救助圈；其他生活比较困难的群众列入街道和社区两级救助圈。下城区有五六百人被纳入救助圈内。

　　“因地制宜”、“合情合理”的特点，在下城区为困难群体做好服务时体现得十分突出。

　　武林街道长寿社区的久安里、福寿里、横长寿街一带都是历史超过50年的木结构房屋，一幢连着一幢。每幢房子里又有“七十二家房客”，极为拥挤。为了生计，这里几乎家家户户都开起大排档，煤炉、液化气炉混杂，简直是安上了个“燃烧弹”。

　　如此局面，让周围的居民和单位十分担忧。他们感到，一旦失火，自己的生命和财产无法得到保障。许多人写信、打电话向市、区政府和街道反映，要求整治消防状况。今年开始，街道、社区以及消防、城管、卫生等职能部门3次在现场协调，商量整改措施。社区党委书记鲁明华介绍说：“要彻底改变状况，只有等旧城改造。而要这里的居民不开大排档，他们的生计就没着落。这件事确实为难。”

　　今年6月初，一个折衷的办法被提了出来。社区出面设立消防岗亭，配备消防器材，专人24小时值班。笔者在福寿里45号前看到，一个绿色的铁皮亭子内摆着5个干粉灭火器，还有消防水带、消防斧等器材。值班人员说：“我们3个人三班倒，每两个小时还要去巡逻一次。”社区配合消防部门为该区域的每户“大排档”配备了灭火器。附近的某商务楼物业公司在社区的劝说下，建起“义务消防队”，争取做到第一时间自救。此后，居民们关于消防问题的信访、投诉便大大减少。

　　与困难群体“雪中送炭”的需求不同，中间群体和富裕群体对公共管理和服务提出了“锦上添花”的要求。

　　在企业管理者、党政机关领导干部、知识分子居多的金都苑，社区管理人员统一着装，佩证上岗，实施“礼仪”服务。2003年社区开通了“今日金都苑”网站，工作业务繁忙的居民可以通过网站购物、办证、获得家政服务，也可通过“书记信箱”向社区提出需要帮助的事项，社区在“回音壁”中及时答复。

　　开展互帮互助活动，密切不同群体的关系，这也是下城区经常关注的一项工作。在朝晖、长庆等街道，一个个专门调剂闲置物品的“爱心家园”则让困难群众和富裕群体都感到“管用”。“爱心家园”中的物品，大到电视机、空调，小到杯、碗、瓢、盆，都由社会捐赠而来。特困家庭可凭社区发给的“受赠卡”，在此挑选自己需要的物品。朝晖街道党工委副书记周钢说：“对于一些富裕家庭来说，用过的旧家电等扔了可惜，摆在家里碍事，用来帮助别人岂不‘两全其美’。”

　　以变应变——适时调整、创新工作机制，不断完善党的领导方式和执政方式

　　我们问到，当前城区党委、政府最担心什么？下城区一位主要领导说：“最怕矛盾的积累。”

　　这种“怕”，有城区工作的特殊背景。一方面，现在城区工作中遇到许多难题，如果采取“鸵鸟政策”，躲闪回避，等到问题堆积如山，就会造成不良后果。另一方面，城区党委、政府调控手段有限，这与城市社会矛盾的多样性、多发性之间形成了强烈的反差。城区政府只有“半级财政”，可用资金比例比县（市）要小得多。城区党委、政府可直接指挥、调度的职能部门，本来就比县（市）少，加上国土资源、工商、技术监督等部门变为垂直管理后，手段更少。区委书记翁卫军说：“我们城区责任不断增大，权力相对有限。因此，构建和谐社会更需要艰苦的努力和一定的技巧。”

　　技巧在哪里？下城区的实践证明，在于“创新”二字，以新的工作体系、工作手段来应对新问题、新矛盾。

　　创新，首先从城区党的组织网络和运作方式开始。

　　一年多前，下城区委组织部的一份报告引起了区委的高度重视——全区67个社区中，竟有12213名来自国有企业、个私企业、下岗人员的党员，社区党员占全区党员总数60%以上。但社区党组织的设置仍然按年龄或身份划分为主，社区党委下设支部太少，一个支部中党员人数过多，党员们互不认识，难以开展活动。一个新课题摆在下城区党委面前：如何构建社区党建工作新格局，发挥基层党组织的战斗堡垒作用？2002年下半年，该区在社区建党委的基础上，以地域相邻为原则，以一个楼道、一幢楼或几个相邻的楼房为主，以20名左右党员为宜，共组建460个楼道党支部，紧接着又组建1400多个党小组，延长了党的工作手臂。

　　新的党组织网络的效能，立即得到了验证。在抗击“非典”的日子里，各社区的9600名党员组成200多支突击队，冲锋在第一线，承担起清洁环境、消毒、排查外来人员等大量任务。社区党员还给被留置观察的邻居送去鲜花、药品、报纸、电话卡等。在如此重大的公共危机面前，下城区依靠缜密的党组织网络，做到了人心稳定、社会安定。

　　在日常生活中，党组织网络也发挥着强大的功能。社区党员主动做好“六大员”，即“义务巡逻员”、“人民调解员”、“政策宣传员”、“为民服务员”、“民意调查员”和“社区建设员”。日前，在职党员、辖区党员“三进”楼道活动又在下城区搞得有声有色。每星期六，社区党员志愿者把“医疗救助送进楼道，安全服务送进楼道，快乐学习送进楼道”。党员走进居民家中，作治安防范示范，为老人读书读报，传授手工编织技艺。居民们高兴地说：“党员到家中，温暖在心中。”基层党组织的影响力，已渗透到了社区群众的心里。

　　创新，同时向加强社区民主自治方向延伸。

　　2003年，下城区开始在各社区建立与楼道党支部“配套”的“楼宇自治会”，健全新型社区自治机制，实行社区民主选举、民主决策、民主管理和民主监督，通过“民情恳谈会”、“事务议事会”、“决策听证会”、“成效评议会”等程序调处各种矛盾。

　　“楼宇自治会”以楼道党支部覆盖的楼宇为单位成立，一般有居民200户左右，每个楼宇自治会设会长一名、单元长若干名，都由社区居民直接投票选举产生。自治会成员3至5人，由楼道党代表、居民小组长、居民代表组成。自治会在楼道党支部领导下，主要为社区建设出谋划策，并为居民办事解困。王马社区“文康楼”楼道党支部书记吴菊仙与自治会会长韩兆安一起，为协调居民与附近房地产公司因建造新楼引发的纠纷，到工地“谈判”30多次，还为本楼道解决了下水道堵塞、外墙破损等问题。

　　“民主听证会”是社区自治的一大法宝。现在，一些政府部门和社会机构，热衷到社区挂牌子、要房子，社区不堪重负。实行“社区工作听证准入制度”，发挥民主听证会的作用，就为社区“解了套”。一位区级部门的领导曾找到区民政局局长蒋杭平，要求在社区设机构，要办公场地，配人员。蒋杭平说：“那就开个听证会吧，如果社区居民同意，就可以。”听了这话，这位领导再也没有为此事找过蒋杭平。

　　解决社区居民内部事务，也采用了“民主听证”的办法。天水街道灯芯巷社区1870户居民有小汽车218辆，原先停车泊位只有100多个，社区党委召开了3次民主听证会，最后采纳居民意见，在社区道路上实行单向行驶、单边停车，并借用周边单位场地夜间停车，新增车位100多个，基本解决了“停车难”问题。社区党委书记陈勤如说：“听证会虽然程序上复杂了一些，但是通过这个办法得到了广大居民的支持，难事也就不难办了。”

　　创新的另一个重要方面，是创新行政管理机制，加强综合执法力度，增强城区政府的调控能力。

　　针对区内专业市场众多而环境卫生管理水平低的问题，下城区推出了“十位一体”的城市属地包干管理。“十位一体”就是改变过去以条为主的城市管理方式，建立起以片、块、点为单位的责任、巡查、协调、保障、考核相结合的属地包干管理体制，组织街道、社区、行政执法、市容环卫、工商、环保、规划、公安、交警和辖区单位等十方面实现联动，由街道做总牵头人，赋予相应的事权、财权，统一指挥。新华路农贸市场周围，原来无证摊点很多，交通堵塞，果皮满地，污水横流，群众投诉很多，但问题久拖不决。因为要取缔这些无证摊贩，涉及卫生、工商、城管等多个部门，无人牵头协调。今年4月实行新机制后，长庆街道通过法律程序顺利解决了这个问题，同时帮41名撤去摊点后生活有困难的人员安排就业，或申办低保补助。

　　构建和谐社会，需要相应的经济实力支撑。近年来，下城区党委、政府加强领导，城区经济有了很大发展。2003年，下城区实现财政总收入13.25亿元，同比增长55.83%。其中，地方财政收入达到7.8亿元，同比增长66.73%，增幅在全省位居第一，成功跻身全省县（市、区）财政二十强。今年1至9月，全区实现财政总收入13.46亿元，同比增长40.3%，地方财政收入8.28亿元，同比增长45.4%。来源：浙江日报　作者：本报记者　金波　陈静　黄宏　区报道组　赵明　金永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