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群体利益VS大公共安全

http://www.sina.com.cn 2004年12月09日09:45 南方周末

投入资金百亿建设情况如何 □ 本报驻京记者吴晨光 □实习生法伊莎周密现在，当你走在中国的每个省会、地市乃至县城里，几乎都会看到已经封顶或正在建设的ＣＤＣ大楼。ＣＤＣ——“疾病预防控制中心”的英文简称，疾病控制体系的平台与载体。中国疾控体系建设受到了高层前所未有的重视——在国家发改委和卫生部的调拨下，自２００２年起，已经有１１６亿元资金被投入其中。 “２００３年流行的ＳＡＲＳ，让中国的疾控体系暴露出诸多问题，这也是高层痛下决心迅速建立省、地、县三级ＣＤＣ的原因。”国家发改委的

有关人士说，“今天，世界上的３０多种烈性传染病，已经有半数进入中国。完善疾控体系的另一目的，是应对中毒、恐怖威胁、自然灾害、安全事故乃至战争的需要。” “为此，卫生部和发改委连续五次召开全国性会议，并对项目定期督导。”发改委的这位官员说，“其中的第一个目标是：在２００４年年底，实现省、地、县三级疾控体系的全面覆盖。” 目前，ＣＤＣ建设进展怎样？哪些问题还需要解决？自１１月下旬开始，本报记者分别对北京、广东、甘肃、江苏、山西、吉林等地的情况进行了采访。 施工在前标准在后 甘肃兰州段家滩１２３号，楼高８层、建筑面积１２０００平方米的省疾控中心实验楼已经封顶。 “今天本应该是新大楼剪彩的日子。” １１月３０日，接受采访时，甘肃省疾控中心主任王健说。但他仍坐在旧楼的办公室里，“因为从今年８月起，省ＣＤＣ的新楼已经停工４个多月了。” 据这位负责人介绍，中心的选址已经历过一次变更——２００２年筹建时，有部门希望能在处于繁华地段的省防疫站那里建起一个展示“形象”的工程，以显示国家对这项事业的重视——毕竟对甘肃这样一个贫困落后地区，高达２２００万的公共卫生领域投资前所未有。 “但从专业角度讲，实验室病毒泄漏的隐患让这种做法充满危险。”王健说，“后来尊重科学，因此地址变更，工期被第一次推迟。” 王健称，ＣＤＣ设计遇到的最大问题，是当时国家没有关于疾控中心的建设标准，他们只能把医院及生物工厂作为参照。２００４年４月，国家疾控中心发生ＳＡＲＳ病毒泄漏后，几个政策性的文件连续出台。尤其卫生部、发改委在今年７月２６日颁发的《关于疾控中心实验室建设的指导意见》，对省、地、县三级疾控中心建设规模、基本功能、布局提出了要求。 “所以，甘肃全省ＣＤＣ项目的竣工率虽然超过了８０％，但有７０多个疾控中心几乎都达不到卫生部的新标准，因为施工在前标准在后。”该省卫生厅疾病控制处处长滕贵明说。本报记者调查表明：天水、庆阳、白银、武威、张掖五市的ＣＤＣ也是第一批国债投资建设项目。其中武威市ＣＤＣ目前已投入使用，但一家国际专业咨询公司——ＥＰＯＳ评价其“无法进行实验室工作，因为可能出现病毒泄漏”。而白银、庆阳等地的楼虽已盖好，但又都停工在实验室安全的问题上，进退两难。 “目前能够达到的程度与国标差距很大。”王健说，“不符合国家标准第一不予验收；第二，一旦出现问题我们要负法律责任。” “现在我们能做的就是推迟工期重新设计，而有些省的ＣＤＣ在国家标准出台之前建成，已经开始砸墙了。”他说。 资金困境 国家发改委提供的数据表明，在投入各级疾控体系的上百亿资金中，国债项目资金约３０亿元，支持项目１５８９个。其余资金由地方自筹，建设项目８３６个。这本是一笔不小的投入，但相对于国内普遍落后的基础设施的重建与改建，仍然存在差距。甘肃省卫生厅疾病控制处处长滕贵明称：目前全省ＣＤＣ建设经费粗略计算缺口还有６０００万。 “省ＣＤＣ大楼平均每平米造价１８００元，而普通住宅的造价是每平米１５００元。”甘肃省疾控中心主任王健说，“国家发改委要求大楼在明年５月３１号前要竣工，但现在的经费缺口将近２０００万。” “但与各地市及各县相比，省级ＣＤＣ的状况还算不错。”甘肃省卫生厅规划财务处夏先生说，“省、地市可以申请国外的贷款——如省疾控中心申请了德国政府４００万欧元贷款，由省财政还。但县级ＣＤＣ只能靠国家及省的贷款，所以是越往下越困难。” 发达地区也面临着同样问题。在江苏省ＣＤＣ，你会看到花园式的院落、漂亮的实验办公楼；江苏盐城市的ＣＤＣ则设立在十多年前建起的一栋旧楼里。而到了盐城所管辖的县级市东台的ＣＤＣ，大部分办公设备都是２０世纪七八十年代的产品。在盐城市ＣＤＣ的建筑工地上，项目完工的日期为２００４年４月１８日，但１２月２日本报记者进行采访时，这座１１层大楼刚刚封顶。“国债投入的２６０万元资金只够大楼建设费用的很少一部分，另外上千万资金需要我们自筹。”盐城ＣＤＣ主任沈进进说。坐在墙皮已经脱落的办公室里，东台ＣＤＣ主任阮凌霆戏称自己所在的机构是“阳光很难照到的地方”。“我们建新楼没有任何国债投入，省里在征地等方面给予了２６０万元的政策优惠，除此之外，所有的资金都由东台市及我们筹集。”他说。但东台统计部门提供的信息表明，这个县级市每年的财政亏空约８０００万。“县里给中心的经费是每年１３０万，我们要用它养活在职的１１０多名职工和６０多名退休人员。” 阮凌霆说，“所以，我们不得不靠自己创收来支持ＣＤＣ大楼的建设。” 把大量的精力用于创收，是大部分市、县ＣＤＣ所面临的重要问题。开设皮肤病、性病门诊，接种各种疫苗，对公众进行有偿体检，则是创收的主要项目。“我们每年的毛收入超过５００万元，”江苏某县一位不愿透露姓名的ＣＤＣ主任说，“这种创收是上面允许的，但又产生了一个问题——社会效益和经济效益相冲突——把过多的精力投入创收中，对疾病的监控等无偿服务自然会受到影响。” 业内人士称：每年国家和各级政府对ＣＤＣ的投入，只占其支出的４０％左右。在一些县级ＣＤＣ，这个比例不足２０％。当本报记者在东台采访时，该县六层的ＣＤＣ也已封顶，但对于阮凌霆来说，他还在为筹集内部装修的资金发愁。 什么因素在影响政令的畅通 记者在各地调查时发现，另一些因素同样制约着ＣＤＣ的建设。征地问题——２００４年５月中国国家疾控中心ＳＡＲＳ病毒泄漏导致多人感染后，一些地方的市民对疾控中心实验室变得异常敏感。在广东省及深圳市ＣＤＣ新址，都因征地问题，导致工程不能按期开工。（参见３版相关报道）资金挪用问题——国家有关部委曾在今年４月派员对全国各地ＣＤＣ项目进行督导，发现某些地区将工程款用于职工工资、福利等方面。借机建设行政用房——按照卫生部下达的标准，ＣＤＣ大楼实验用房面积占总建筑面积的比例为：省级不少于４１％，地市级不少于４０％，县级不少于３５％。但一些地方在盖楼时私自扩大了办公用房，导致验收不合格不能投入使用。 “ＣＤＣ在建设中所表现出的这些问题，实际上反映了一项政令能否畅通的条件。”国家发改委有关人士说。这位官员认为，资金不足实际上反映了地方的“事权大、财权小”，而国家在公共卫生方面应该给予各地——尤其是中西部地区——更大的投入。在西部一些地方，各级财政对卫生事业补助的增长幅度明显低于国民经济增长速度，卫生总费用占经常性财政支出比例在不断下降。对于资金挪用导致政令不通的问题，这位人士说主要是“国家发改委没有更硬性的措施进行纠正”。通行的办法只能是把该地方的由发改委立项的项目暂停１—２年，而这样做也难以达到惩戒作用。因此，发改委应建立“投资追踪制度”，以保护资金的有效运行。 我们需要怎样的疾控体系？ 与建设中所遇到的问题相比，ＣＤＣ建设的总体状况仍属乐观。接受本报采访时，山西省发改委科教处杨青西称：山西省的三级ＣＤＣ共有１１０个项目，开工率为１００％——包括山西第一贫困县兴县。目前，只有两三个项目没有完工。吉林省的开工率同样达到１００％，５１个项目中已有５０个项目竣工。１２月３日，国家发改委对社会公布：“大多数ＣＤＣ项目能够在２００４年年底前完工。” “ＣＤＣ这个名词来源于美国。”江苏省ＣＤＣ主任胡晓抒说，“但美国的ＣＤＣ建制，垂直管理。而中国的ＣＤＣ接受各地卫生部门的领导，上下级ＣＤＣ之间是业务指导关系。” 那么，如果这一体系能够顺利运行，会对公众产生什么好处？ “实际上，中国从解放至今５５年一直坚持预防疾病为主。”甘肃省ＣＤＣ主任王健说，“你得了病再去治疗所花费的代价，远远高于与你防病的投入。大规模传染病爆发的几率随时都有，诸如鼠疫、肺炭疽、霍乱等，因为自然界的高致病性的微生物我们目前消灭不了，只能以防为主。” “三级疾控体系建成后，传染病疫情报告的网络会更快捷、更准确、更全面。”胡晓抒说，“而疫情报告信息网络将及时把疫情报告给有关部门。我们还能够通过网络及时了解人群中的变化——比如某一个城市里腹泻药销量猛增，我们会得到消息，进而分析是否有痢疾流行；同样，餐巾纸销量的增加可以给我们带来感冒发生的信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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