据12月7日《扬州晚报》报道，两个月前，深圳市纪委以安惠君担任罗湖公安局局长一职期间，涉嫌“买官卖官、包庇色情场所并收受巨额贿赂”正式对她实施“双规”。记者从深圳市检察院获悉，11月下旬，该院已立案审查安惠君，这意味着安惠君案已启动司法程序。
我注意到，在报道或转载这一消息时，多家媒体用了“女公安局长接受男警员性贿赂
”这一标题。我以为，“接受性贿赂”不是女公安局长被“双规”的新闻卖点，媒体为吸引眼球而这样炒作是不恰当的。
上司接受下属性贿赂之类，本不是什么新鲜事。避开道德和廉政法纪不论，男贪官接受下属性贿赂与女贪官接受性贿赂，本质上并没什么两样。而女公安局长接受男警员性贿赂，只不过是个别记者“第六感官”的过敏罢了。
在我看来，要说有卖点的话，此案背后的某些共性规律，才堪称本条新闻的卖点。其一，偶然发案。安惠君是因为“8·31事件”（一起山体滑坡事件）才东窗事发的。其二，窝案串案。安惠君被“双规”后，拔出萝卜带出泥，近20名公安系统干部被纪检部门传讯，目前至少有7名被传讯者已被“双规”。其三，权色交易。女公安局长接受男警员性贿赂成为“十贪九色”的又一佐证。其四，“前腐后继”。近几年来，罗湖区公安分局两任局长先后因腐败落马，她是继1999年彭虎案之后的“下一个”。其五，快速升迁。一位知情者对她这样评价：从普通办事员升至副局长不足三年，这是罗湖分局有史以来的一个“奇迹”。此外，还有光环等身、隐匿深久等等一些特点（见12月6日《新京报》）。
从这一新闻中，不难读出导致腐败现象的某些共性东西，如监督失灵。在个别地方和单位，我们不是没有制度，而是制度虚设；不是没有责任，而是责任落空；不是没有监督，而是监督虚假。安惠君曾以罗湖公安分局局长的身份与所属科、所、队长签订《党风廉政建设责任状》，罗湖区公安分局曾与全区110家歌舞娱乐场所签订了《禁毒责任协议书》，结果前者成了腐败的“遮羞布”，后者成了作恶的“护身符”。
不客气地说，时下少数媒体存在庸俗化、花边化的不良倾向。在曝光贪官腐败案件新闻的策划上，往往放大两性关系的细节，而透视事件背后共性规律或蜻蜓点水，或鲜有涉足。如此这般，看起来似乎能迎合部分受众的阅读趣味，客观上却容易产生转移视线、混淆视听、避重就轻的负面效应，这应当引起足够的重视。
回到这一事件上来，我认为，媒体更应从这一事件深入思考，发掘某些规律性的东西，进而使反腐报道由感性层面上升到理性层面，而不要一味地以“女公安局长接受男警员性贿赂”为卖点，大做无聊文章。这应是媒体必须具备的基本责任、道义和操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