地图上，各色景观标识，星罗棋布，我在眼花缭乱中寻找着京华名人故居的身影。
故居的魅力在于人，我们总是怀着对曾经的主人的某种情绪前去拜访：或者景仰，或者怀念，或者好奇，或者兼而有之。故居里参观的人总是不多的，而就是这些零星来访的观者，更像是主人的朋友，轻声缓步仿佛在和主人共享这一片安宁。
宋庆龄1963年接受党和国家领导人的邀请，北上到京入住前海北沿，原醇亲王府花园内，直到1981年去世。在这里，可以看到许多珍贵的文物和资料，其中有一把小手枪，那是当年孙中山送给宋庆龄的结婚礼物。当时枪里有二十发子弹，宋庆龄一定无数次摩挲过这把手枪，回忆起孙先生的叮嘱：19发子弹留给敌人，1发留给自己。这样特殊的礼物，这样简单的叮咛，让后人看到了一个伟大灵魂里饱含的大无畏革命精神和对爱人的切切深情。故居馆长曾说过，我们要让参观者感到，她刚刚出去，马上就回来。站在二楼的阳台，旁边是一切如旧的书房、起居室。窗外，阳光下绿草如茵，飞鸟掠过湖面。恍惚之间，似乎真的听见有从容的脚步声自宽大的楼梯传来，回首时却寂静无声，只有夫人温婉而坚毅的笑容长留心间。
从这里出来，走过什刹海，穿过一片深具老北京风味的胡同，就看见了位于后海西街的郭沫若故居。园中分两部分，外园是石径环绕的小山，高大的古树，碧草青青，郭老的全身坐像安放在草坪中央，神情怡然，似在小憩又仿佛在沉思。内院是一个典型的两进四合院，后院由走廊连成了一个“回”字形，走廊墙壁上有郭老在各处的题字：故宫博物院、北海公园、北京人艺、中国银行……展品中有一个郭老亲手题刻的木盒，名为“沧海遗粟”。1937年7月，流亡日本的郭沫若没带任何行李只身回到祖国参加抗战，将一箱研究中国古文字的书稿遗留在了日本，本以为再无找回的可能，不想，1954年4月我驻日工作人员陈诚中将其带回，交还郭老。郭老喜出望外，将这批手稿命名为“沧海遗粟”。失而复得的手稿的价值是用任何有形的价值标准无法衡量的，令人仰视的是老一代知识分子在报国与治学上同样高远的境界。
此处再向东南，来到王府井大街附近的丰富胡同，老舍纪念馆是这条宽仅一米有余的窄巷的第一户。1950年，老舍先生用一百匹白布购得这个小院。院中有两株柿子树，每年秋至，果实成熟，点点柿红挂满枝头，夫人称之为“丹柿小院”。进门处有一个今天已经极为少见的五彩木影壁，中间的“福”字是夫人胡挈青手书，年画般绚丽色彩如同老舍先生作品里那些生动的字句。《龙须沟》、《方珍珠》、《茶馆》等戏剧史上的经典之作，以及未能最后完成的自传体小说《正红旗下》都是在这里写的。老舍先生是满族旗人，但出身贫苦，一直生活于老北京城的东北一带，植根于百姓中间，民间鲜活的素材成为他创作灵感不断、语言极为生动活泼的源泉。1966年8月24日，这位“人民艺术家”悄然离开了这个他无比眷恋的小院，再也没有回来。
离开这个让人亦喜亦悲的地方，折返向西从故宫和北海之间的景山前街穿过，来到阜成门内的鲁迅博物馆。1925年鲁迅先生在这里购买了一个小四合院，将母亲和原配夫人朱安从老家接过来住。当年先生亲自对这个小院进行了设计改造，青瓦灰墙，小巧玲珑，江南之风依稀可辨。院内有先生手植的一株白丁香和两棵枣树。这是两棵文学史上著名的枣树，那句人们耳熟能详的描写———在我的后园，可以看见墙外有两株树，一株是枣树，还有一株也是枣树———就是写的这里。在这个看起来婉约的小院里，“3·18惨案”后先生写下了篇篇令反动派胆寒的檄文：《华盖集》、《华盖集·续》、《坟》、《野草》、《彷徨》等。在主寝室后面紧连着一间房，是鲁迅先生的书房兼休息室，先生称之为“老虎尾巴”。屋子不开放，但从窗户里可以看见书桌的墙上有一幅先生1924年购买的炭笔素描《殴》，画的是施粥场上，警察殴打一个孕妇的场面。
这是一幅没有署名的画。但富有戏剧性的是，1950年画家司徒乔在参观故居时发现墙上挂的竟然是他的作品，当年因为白色恐怖没敢署名，如今竟在先生故居重逢。司徒乔心潮难平，说：“这幅画的艺术造诣是丝毫不值得先生重视的，他买下它无非是因为画中记录的正是先生所痛恨的事情，是人吃人社会的缩影。”先生一生忧国忧民，嫉恶如仇，以笔为枪，这机缘巧合的一幕，让人更加深切地怀念那在黑暗中不知拨亮了多少盏心灯，如今依然熠熠生辉的思想光芒，感念先生“我以我血荐轩辕”的崇高情怀和精神世界。（来源：解放军报第7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