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审计风暴”背后的酸楚举报路

　　2004年6月23日，国家审计署审计长李金华向全国人大常委会作的审计报告震动全国。报告中说：“对交通银行锦州分行进行专项审计调查，发现2000年至2002年，锦州分行与锦州市中级法院、古塔区和凌河区法院联手作假，用伪造的法律文书上报交通银行总行核销175户企业的‘不良’贷款2．21亿元。”

　　这不到100字的叙述背后，是3个举报人15个月的酸楚之路。小科长越当越蹊跷 问领导

就说你甭管

　　鲍宇当过的最大的官是科长———交通银行锦州分行风险处诉讼科科长，干的时间很短，只从2002年八九月间干到第二年年初。鲍宇说，科长的差事算是竞聘来的，但后来也是他主动放弃的，因为没法干。“该我这个科长知道的事，老有人遮遮掩掩不让我知道；该我这个科长管的事，也常常有人拦住不让我管。”

　　刚当科长没几天，一家变压器厂的财务负责人就找鲍宇，问：“银行已经把该厂抵押贷款的房子拍卖还贷了，是不是应该给个手续？”鲍宇感到蹊跷的是，这样的事正好是他管，自己怎么没听说过？他翻遍科里所有的档案，都没找到相关的资料。作为问题，鲍宇马上将此事上报给风险处处长赵某（2004年6月，赵某因贪污、挪用公款被判有期徒刑2年6个月），得到的答复是，“这事你不用管了”。

　　之后，类似这种不清不楚的事又发生了几起。鲍宇说，自己总是不知趣地反复向赵某反映，甚至还告到行长那儿。

　　董航是鲍宇的下属。董航说，2002年年底，他费了很大劲才让法院查封一处贷款人的房子，居然轻易地让领导解冻了。银行给董航定的任务量，是每年要追回几百万元的贷款。这一解冻，害得他肯定完不成任务。他要求领导给个说法，处长赵某的回答是，“如果非得要个说法，你就到人事处待岗去吧”。高票当选“烂苹果”3人离岗奋起举报

　　2003年8月22日，交行锦州分行突然通知风险处全体员工开会。一位副行长宣布的会议主题让鲍宇、董航等人大吃一惊：银行决定缩编风险处，给大家30分钟考虑，希望大家主动报名离开风险处。如果30分钟后没人报名，就采取投票的形式，决定谁离开。

　　30分钟后开始投票。规则之一是，谁弃权，就等于给自己投了一票。

　　鲍宇在选票上写上“不同意此种做法”，就离开了会议室。董航和刘某也拒绝投票。投票结果很快就出来了。鲍宇、董航、刘某3人分别排名第一、第二、第三，被“选举”离开风险处，同时离开的还有另外6个人。他们被要求第二天交接工作。

　　几个月后，审计署办案人员发现了一份当时鲍宇等人看不到的交行锦州分行的《建议风险处人员缩编的报告》。报告说：“风险处大多数同志能挺身而上，继续战斗。但有极少数人惊慌、颓唐，甚至退却、放弃。更有甚者，他们利用工作之便，别有用心，大含杀机，私下搞整人的资料，写匿名信，打小报告。他们断章取义，无中生有，诬陷好人，挫伤了同志们的积极性，不仅耽误本职工作，而且极大地破坏了我处的正常工作秩序，更严重的是，这种恶劣行为干扰了分行党委的日常工作，损害了锦州交行的整体利益。我们交行人坚决不能答应和容忍！这些极少数人好比苹果箱中的几个烂苹果，若不及时清理掉，则全箱苹果都会被传染腐烂。”

　　当天下午，刘某、董航拿着平时积累的材料聚到鲍宇家。他们感到，事已至此，只得硬着头皮走。整个下午，3人都忙着准备举报材料。鲍宇拟提纲，董航将证据分类，刘某写初稿。总行举报浇一身雨找到审计署心热了

　　经过分析，他们决定先上总行。鲍宇回忆说，“当时真没想别的，只要求不待岗，相关责任人能被处理。”2003年8月26日，3人第一次以举报人的身份走进了交行上海总部。

　　离开上海前一天，8月28日下午，上海下着瓢泼大雨。3人觉得来一趟上海不容易，于是就坐地铁去购物。刚到地铁口，鲍宇的电话响了，锦州分行人事处通知3人，由于旷工，他们已经被决定正式待岗。

　　接完电话，3人赶紧顶着大雨回到总行，希望总行能帮着和锦州方面说清情况。但是，3人失望地回到招待所。

　　“要不要再去别的地方试试？”鲍宇问两个同伴。出门前，他从网上找到了银监会的信访电话和国家审计署驻沈阳特派办等几个部门的电话。

　　“给审计署驻沈阳特派办打完电话后，我的心里一下热乎了。”鲍宇说，接电话的值班人员，不仅详细地作了记录，还说要马上向领导报告，任何时间都等着我们去，还叮嘱我们要注意安全。

　　回锦州后的第二天一早，鲍宇和董航就坐上了开往沈阳的巴士。9时整，举报材料已经放在了审计署驻沈阳特派员的桌子上。“‘串通’‘勾结’‘伪造’‘编造’‘巨额’，这样色彩浓重的词语在举报信中频繁出现，列举的情形触目惊心。”在审计署今年公布的一份材料中，参加审计的工作人员这样回忆。

　　这样的实名举报引起了审计署特派员李业林的重视，他指出：“如果举报情况属实，实为罕见，将是一起严重的金融违法违纪案件。”2003年9月3日，审计组进驻锦州交行。随后日子像拍电影歹徒终于举起尖刀

　　“随后的日子就像拍电影一样。”鲍宇说，审计部门介入后，他们外出时经常被不明车辆跟踪，晚间接二连三地接到恐吓电话。为了保护他们，审计组的同志每天与他们见面都变换地点，而且经常在夜里见面，约定在街头或临时租用偏僻宾馆商讨情况，提供线索。

　　但危险还是发生了。

　　2003年11月11日18时许，鲍宇送孩子去课外补习班后回家，手里提着几瓶酸奶。快到家时，他隐约觉得后面有四个人和他若即若离，一回头又看不仔细。

　　就在鲍宇快走到自家楼下时，四名男子突然向他围过来，一人举着刀，其余三人握着块状物体。鲍宇一边挥舞着手中的酸奶瓶，一边朝有亮光的地方跑。

　　袭击者追上他后，有人用钝器用力地砸向他的脑袋，有人用刀使劲地扎向他的大腿。“我自己都听见脑袋被砸得梆梆响，像敲鼓一样，还听见一个人说：‘扎死你！扎死你！’”

　　鲍宇的妻子在家里四楼的阳台上正好看见丈夫被袭击，她拨通110后，提着菜刀，鞋都没穿就冲下楼。看见有人出来，几个袭击者迅速坐上出租车离去。

　　被送进医院后，鲍宇说，自己当时反而轻松了一些。他一直觉得自己肯定会遭到这么一次报复，晚来不如早来。“被刺的那一夜，神经都一直绷着，担心那几个歹徒会不会再对自己的孩子下毒手。尽管大腿上有好几处5厘米深的伤口，但一点都不觉得疼。”鲍宇说。

　　审计部门还在调查期间，举报人就被报复的事件是不多见的。审计署特派员立即向辽宁省公安厅通报这一报复性行凶案件。公安机关查明，是锦州交行员工张某重金雇用有犯罪前科的人员，对鲍宇进行了报复。告了领导变了生活举报人渴望多关护

　　2004年11月26日，交通银行总行监察室的干部告诉3人，“请三位同志回风险处原岗位上班补发停职期间的工资”。听到这个消息，3人还是高兴不起来。

　　“我们三家人的命运都因为举报事件发生了改变。”鲍宇不止一次地提起，他们到现在都不能像正常人一样生活。“我们怎么办，谁来管我们？”

　　鲍宇和他的两个同事的生活，因为“把领导告了”而完全改变。举报后的15个月，3人整日提心吊胆。他们曾去过很多部门申请保护，但始终没有得到明确答复。

　　待岗后，鲍宇的生活除了上网就是去医院，遇刺后，42岁的他留下了偏头疼等诸多后遗症。原来特别爱热闹的他现在基本不出门。

　　最可怜的还是自己14岁的孩子。鲍宇遇刺后，他基本上不让儿子有任何户外活动，放学就回家，一放假就送到外地。“花季的年龄啊，天天憋在屋里。”鲍宇叹息。

　　“几个朋友说我现在走路都像小偷，总回头瞅。”鲍宇说。鲍宇遇刺后，他不知不觉已经养成习惯，常常不自觉地扭头看。

　　“我们只想回到普通人的日子，不必光天化日下走在马路上还要一步三回头。”鲍宇淡淡地说，“虽说案子已经查实，但至今也没有哪个部门、哪个领导对我们说一句肯定的话。我们所遭遇的打击报复，也没有谁出来纠正。你说我们这事能算完了吗？”（来源：综合）